政治经济学论文范例

政治经济学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1

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

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

“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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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归阶级分析。

社会阶级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欧美新左派社会思潮及运动失败后,“阶级”话语在世界范围内逐渐被遮蔽。进入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确立使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职业结构以及文化构成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阶级”的观念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核心话语或政治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在学术界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边缘化。面对阶级分析、阶级话语被消解的社会与学术现状,政经学者呼吁:“按照马克思的意愿阅读马克思。”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使得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教师、传播产业从业者、数字媒体技术相关工作者等成为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Mosco)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所关注的“知识劳工”。因其较高的收入以及“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些群体受剥削的本质,并给予其“中产阶级”的假象,从而消解了其阶级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上述新阶级直接参与了对更底层的剥削。莫斯可认为,在新媒体技术引发传播产业革命、传播秩序充满阶级间抗争与协商的新语境下,应在研究中更多地将阶级作为关系的维度(RelationalDimension)和构成的维度(FormationalDimension)来考察。李•阿茨(LeeArtz)批判了“传播的自由市场”假说,解释了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传播技术的运用,为维护现行制度、巩固阶级位置,作为霸权机构复制现有阶级关系的功能。弗吉尼亚•尤班克斯(VirginiaEubanks)发现数字鸿沟争论主流化的后果之一是,对技术和不平等的释义掩饰了妇女与信息技术的日常接触,忽略了女性对技术合理的“批判性的矛盾态度”。

2.新劳工形式。

传播新科技的飞速进步不仅参与塑造了新型阶级构成与关系,也直接影响和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场所与方式。莫斯可认为,在全球化、企业兼并及科技变革的社会语境下,对知识劳工宽泛的定义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力。尼克•戴尔•威瑟福特(NickDyer-Whinheford)从理论层面提出了“数字劳工”概念,他汲取马克思“物种”概念用以诠释数字劳工的精神与肉体本质被当下电子网络和生物技术所异化。乌尔苏拉•休斯(UrsulaHuws)关注“创意劳工”群体,讨论了企业与资本必须在其对创新观点的无尽需求和对知识产权及创造性劳动的控制管理中寻求平衡。另外,有学者以好莱坞“制作花絮”短片中创造出的享受劳动并收获导演明星崇高敬意的幕后知识劳工为例,讨论这一形式带来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裂的具体化,遮蔽了好莱坞创意劳动的国际化外包,从而消解了跨国剥削的问题。

二、新媒体语境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焦点

面对新媒体技术冲击下的传播与社会,传播政治经济学积极地开拓诸如网络与社会运动、数字监控、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议题,力图在当下全球信息社会语境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强劲的阐释力。

1.网络与社会运动。

针对网络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学界存在乐观和悲观两种相反的观点。以詹姆斯•斯坦耶(JamesStanyer)为代表的诸多学者更多地关注第三种倾向,即从全球化与新政治运动的具体语境出发来考虑网络新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浪潮的失败致使“替代性”政治逐渐兴起。传统政治运动关注宏观议题,而新政治运动关注微观议题,即日常生活的政治。众多社会议题和挑战都带有全球化的特点,这决定有效地回应也应具有全球性视野。LanceBennett提出活动中“范围的转移”这一概念,认为网络技术的出现使社会运动的规模变大。Tarrow&McAdam认为,虚拟佣金、超文本传播与虚拟竞争促进了全球推广网络的形成。网络提供给人虚拟的行动,使人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网络参与社会运动。有学者从信息的低成本传播、成员间的互动、运动间的协调和新的抗议系统等角度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网络、运动、权力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网络对权力的影响体现在信息扩散方面,社会运动者利用有网络连接的个人网络信息、传递信息,网络促进了新的信息的流通和再流通。网络技术使全球网络和全球抗议得以形成并得到协调,而社交网络提供了全球抗议运动从集体行动到连接式行动的转移的可能性。通过网络技术,异质化、碎片化的社会公众被动员起来,新的抗议模式为个人创造表达的机会与空间,网络将个人经历同“个人行动框架”连接起来。由此出发,各领域学者勾勒出传播运动全球拓展的图景,一方面展现了各类另类媒体为寻求传播民主与公正参与,自行组织社会运动的脉络。另一方面则论述了当代主要社会运动尤其是环境保护对媒介的使用及两者间的关系。

2.监控、大数据与云计算。

监控这一传统政治学术语已广泛运用于网络语境中,“网络监控”遂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默多克指出监控的网络化已逐步显现,安全监控、公共监控、商业监控共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监控体系,身处其中的个体无处躲藏。政治、经济、技术上的发展与变化导致了监控的不断强化。政治上,反恐扩大化导致国家监控转向正对大众的饱和性监控;经济上,商业监控大行其道旨在维护信用卡制度,并以此缓解金融危机;技术上,科技发展伙同互联网巨头,推动、促进了监控的强化。然而大众对被监控及生活透明化的处境却毫无知觉,更重要的是虚拟监控强化了真实世界的不平等,因而对某些社会群体脆弱性的约束或控制,应该成为理解网络监控的焦点。传播新科技贯穿始终的社会监控是一个“全景监狱”,但其内部也蕴涵着冲破樊篱的力量。通过建构新型的规则,政府和企业更加透明,同时个体面对新媒体的主体性也得到提高。传播新科技与大众社会的变迁也使数据的存储、抓取方式有了质的飞跃。莫斯可认为,不能放弃历史视角来研究云计算与大数据相关问题。他认为该议题的重要性在于:云计算与大数据不仅是信息资本主义的动力,而且是数字实证主义的推动者与信息效用的重要构成因素。掌握终端控制权的主体,将云计算塑造成为一个漂浮在云端,自由无限制的想象的空间。然而作为存储方式的云计算,实则是有形的且由资本直接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云计算对环境的破坏、对隐私与安全性的威胁作出了如下反思:微观层面,民众个体隐私丧失殆尽的可能性;宏观的层面是人类整体失去主体性的深刻危机。另外,当“云计算”作为科技操作外包的一个组成部分,必将引起现有科技劳工数量的锐减。因此,科技已不仅仅是“科技”,而是关系到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与社会阶级、劳工等诸多问题的集合体。

三、本土视野中的政经路径及新媒体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转型,使中国大陆原有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本土学者面对新传媒技术、政策与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资源分配日益不平等的社会现状,敏锐感知结构和权力的交结,洞察并揭示传播产业与制度再生产的社会问题。当前本土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基本思想的介绍及其为传媒事件提供的崭新理论视野。第二,是政经视野下,中国本土传播产业中的劳工问题研究,及其新媒体语境中少数族群的社会运动问题。

1.中国语境下的政经理论实践。

在转型语境中,众多学者使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来解读中国大陆传播事件,赵月枝、吕新雨、吴畅畅等学者针对当下中国大陆新闻、电视剧、乡村建设及其中相关的阶级、意识形态、公共性等等一系列重要议题展开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论述与研究。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市场积极参与了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关系重构和意识形态整合,并呈现出日趋明显的中产阶级文化优先取向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偏颇。有研究者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版权系统并不一定能提高知识创新的效率;版权的国际化有可能加强世界体系知识传播的不平等。罗昶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视域分析了央视二套的定位演变,认为其在“商品化”上体现出了对整体经济普遍商品化过程的促进和对受众商品的优化选择。在“空间化”上体现出企业权力制度边界的广度与深度延伸。在“结构化”上权力、社会关系与传播实践间产生了相互形塑的作用与影响。他还通过政经路径反思广电新媒体的发展,通过对新媒体的技术逻辑以及广电可能的制度想象综合视角考量,试图为广电发展开拓新路。姬德强将研究聚焦于微博事件的政经解读,认为商品化的微博空间与微博表达的自由与公正绝非简单一致。另外,还有学者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反思与批评。

2.聚焦本土阶级、劳工以及少数族群问题。

政经视野下,本土学人的努力也体现在对转型中国语境下传媒产业中阶级、劳工问题的研究。姚建华在其博士论文中深入讨论了当代中国出版产业中以图书编辑为重要代表的知识劳工,通过对宏观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社会转型,及其引发的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三个不同却相关过程的回溯与阐释,揭示中国出版业及其知识劳工与上述进程相构连的关系。曹晋、许秀云通过对中国上海某综合性网站的民族志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探讨了福利国家向弹性的后福特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知识劳工是如何遭受社会保障体系瓦解、弹性雇佣、强制性消费主义等制度权力的剥夺与宰制。从而揭示其在文化创意经济光环下逐步无产化、贫困化的实质。另外,有研究发现,传播技术以给予“自由”的方式索要人们的精力和时间,娱乐兴趣与网络劳动工作的界限趋于模糊,信息社会知识劳工的弹性兴趣劳动与传播新技术成为“发展的信息化模式”的生产力源泉,资本主义的弹性经济积累与跨时空、跨国界、跨阶级的剥夺更具隐蔽性。邱林川从理论回到实践,聚焦中国当代非精英知识工人,比如电话中心接线员、短信和游戏玩家等新数字工人,及其产生过程和空间分布,并指出新媒体工具是中国大陆草根工人群体海外连接的重要工具。得益于网络新媒体以及平等观念的普及与发展,中国本土诸如同性恋社群、妇女等等少数族群获得了新的抗争渠道。魏伟论述了新媒体作为强有力的动员工具,如何介入到新型的性别倡导与抗争行动中并发挥作用。在新媒体时代,杨国斌敏锐洞察到互联网作为威权政治控制下的抗争阵地,网络动员的公民社会组织迅速增加,网民积极利用这一弱者的武器参与文化、社区与政治事务,从而获得自我实现、社群团结以及草根赋权的新体验,线上斗争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矛盾是紧密构连的。王绍光与何建宇联合写作的《中国的社团革命:中国人的结社版图》,勾勒了涵盖各类准政府社团和草根组织的完整的社团全景图,论述了网络社团,例举BBS凝聚社群的案例并关注到两大趋势,即网络社团的封闭性和虚拟空间结社转变为现实空间正式或非正式的结社。

四、总结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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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活下去,人们要么完全脱离学术工作[沙波什尼科(Н.Н.Шапошнико)],要么完全更改学术专业,停止研究经济理论问题[斯卢茨基(Е.Е.Слуцкий)],要么投入执政党领导发起的同“人民敌人”斗争的运动[皮里亚文(Пилявин)]。在后一种情况中,科学被意识形态所顶替,而学者则变成了党的宣传员。后一种社会学的“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人数众多,正是其中的一些人构成了那时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队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我国经济学所处的这种艰难时刻开始形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按照上级命令进行的,并非经济科学内部的发展逻辑使然。

1936年年初,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决定。其中谈到教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在“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这门课在1933年取代了“苏维埃经济理论”,然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的框架内研究了苏维埃经济。这纯粹是描述性的教程。它们给学生提供未经加工的说明国民经济某些部门发展的实际材料,经济政策的主要措施。实际上其中并没有理论,如果除去诸如“计划(苏维埃经济理论)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经济政策)乃是苏维埃经济运动的规律”之类的议论。经过对上述联共(布)中央决定的讨论达成共识:经济政策教程“乃是经济措施史教程,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教程。那种经常建立在部门观之上的经济政策教程,不能深入说明整个苏维埃经济制度发展的基本特点和规律性”③。

然而,承认对苏联经济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本身,远不足以赋予这种研究以真正的理论性质。对苏联经济发展动力的唯意志论的观念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基石,也是执政党积极灌输的观念,是解决这一问题难以克服的障碍。这种观念也从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教程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去。身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创阶段的波里林(Б.Борилин)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规律性是社会主义工农国家自己创造的。”④在这种方法论基础上当然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科学。不是偶然的,常常有人抱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理论,这种怨言一直延续到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此时经济理论的方法论问题被推到次要的地位。1937年4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的社论指出:“……我们的经济学杂志,例如《经济问题》,很少或者几乎不提理论问题。这些杂志不研究也不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⑤这种状况当然不是偶然的。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创造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长而尖锐化的理论。

斯大林这样做依据的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各种发明,尤其是上述理论。在建成社会主义基础之后正式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是为了扩大大规模镇压,在这以后已经几乎没有人来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了——到30年代末有学识的经济学理论家已被消灭殆尽;至于青年学者,他们无法获得必要的理论修养,被党教育坏了,不能把理论同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由执政党的政策造成的战前苏联经济科学的尖锐危机明显表现在以下事实上,1937年经济研究所没有发表一项学术成果,甚至一本小册子,虽然其计划中有137项,1937年3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认为研究所的工作不及格;1938年经济研究所总共出版了两本小册子;1940年年底《经济问题》杂志指出,“最近几年”经济学家的著作“几乎没有提出一个国民经济的大问题”①。

直到1943年斯大林才明白,露骨的唯意志论是同真正的科学不相容的,并且这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注定失败的原因之一。1943年第7~8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社论反映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的新理解,其中写道:“没有规律,没有合乎规律发展的地方,也就没有科学的地位”,“一个社会,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按照立足于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一定的规律发展的”。由此得出结论,存在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过立即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些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和意志”表现出来的,因此这是“被认识到的规律,被苏维埃国家自觉地运用和利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的规律”。列举的这种规律的例子就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上述补充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是表面上的,新观念的真正使命是赋予当时经济政策的重要方向以客观经济规律的地位,从而保持对这一政策的绝对正确的信念。竭力赋予政治口号以科学的外衣的努力在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原罪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始终没有能够消除。在它存在的整个时期都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帮助执政党,为其服务,这是它的主要职能。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主导经济学家们指出,“我国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内容”是由“苏联进入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决定的”②。稍后承认,提出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样的目标纯属乌托邦。20世纪70年代苏共宣布在苏联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后来承认,这过急了。苏共中央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的看法是针对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道路和时间的简单化的观念的。但以后对发达社会主义解释的着重点逐渐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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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人口政策正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是继续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保持低出生率的同时导致劳动力不足;还是重新回到生育毫无控制的时代,导致资源短缺加剧,社会问题出现。因此,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做出人口选择的时代。“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为人口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粘锅”

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面对众多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人口政策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员,也只能算是“小鲜”。“小鲜”数量繁多,且很脆弱,久烹则糊,需要及时翻动。计划生育已经四十多年了,“小鲜”早已“烧糊”了,人口政策现在该翻就得翻。小鲜越糊越粘锅,如果不果断翻动的话,全部都会粘锅。同样,计划生育实行了几十年,已经跨越了最佳发展阶段,渐渐进入衰退期,导致生育率大幅减弱、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龄化加剧,非常“粘锅”。同时,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反作用,错误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的发展”。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扭曲了民众心理,很多人将计划生育政策当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千篇一律的执行。总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粘锅”会演变成“砸锅”了。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带有社会性,人口问题是个社会问题,我们不能撇开社会来谈人口。我们在考查人口政策调整原因时,必须从社会角度去考虑问题。新形势下,社会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单独二孩”政策的开启迎合了时代的要求,更是扩大了人民消费的需求。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日趋平稳,GDP保八发展显示疲态;市场的供求关系从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也从扩大储蓄和投资转变为扩大消费需求。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会导致需求不足,这与我们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相悖。另一方面,“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人口红利周期,即相对提高了新增长人口数量,促进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期”,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三)家庭生育心理的推动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代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大到国家层面的经济、政治关系;小到家庭层面的家庭关系。家庭作为国家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的人口心理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人口政策调整。从功利角度讲,人的行为要追求善的最大化。边沁认为,“人类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家庭选择生育的子女数时便会考虑快乐和痛苦的收支,趋利避害。在经济上,每一个家庭都有自有的一套“人口价值学说”,当家庭认为每一个孩子在将来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使家庭更加富裕的时候,他们会趋向于多生育子女。在我国农村地区,男孩不仅被认为是家族人丁兴旺的象征,同时也是农业的重要劳动力。在精神上,出于各方面原因,如担心独生子女遭遇不测,以防万一,或者是认为生育两个孩子对孩子心理、品德成长更有利,这时父母都会选择生育两个以上的小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愿意生育两个子女,是国家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微观条件。

二、“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影响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绝大程度上缓解了低生育率状况,使人口政策与社会现实更加紧密结合。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生育率短期显著回升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翟振武表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如果长期低于1.8,或长期在1.5-1.6水平上徘徊,不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历史证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最高时曾经到达7左右,而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总和生育率才得以下降,降至目前的1.5-1.6。“单独二孩”政策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大大放宽了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使我国总和生育率有一个相对显著地回升,并逐渐向1.8靠拢。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可知,全国范围内有1500万至2000万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大约50%至60%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单独二孩”政策是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实行,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过渡形式,这样可以防止一下全面放开两孩,短期的累积效应会使生育率大幅度上升,大大超过更替水平,对长期发展不利。

(二)消费结构的变化

消费结构是指消费中不同商品或劳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着我国商品市场化和资源的共享化,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居民的各项支出逐渐增加。“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行使得少年儿童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改变,从而也影响了消费结构。“单独二孩”政策少年儿童人口的消费更偏向于一些基础的、低水平的消费,如儿童生活用品花费,初级教育文化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高水平的消费金额比例下降,如高科技方面的消费,而高科技方面的消费的减少会导致高科技企业的资金积累速度变慢,抑制了相关产业的规模,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延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过程中经济的实际增长“乏善可陈”,但对市场的运行、资源的浪费,甚至于环境的破坏却是可以预见的。

(三)耕地压力加大

耕地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必需的生产要素,一定的耕地保有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孕育人口最重要的保障。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的人口大国,人口众多且增长迅速,而土地则是一个既定的存量,它不仅不能再生,而且还在日趋锐减。据统计世界人均耕地而积为0.32hm?,中国只有0.09hm,少0.23hm。不仅如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更多的土地资源被需要,这些地从哪里来获得?不就是从耕地面积里去拿,如此一来耕地压力不仅是水深火热,更加是雪上加霜。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单独二孩”政策加剧了人地矛盾。国家“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各省市的细则也陆续出台,政策上的鼓励满足了符合条件的家庭想生育二胎的心理意愿,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加入了生育二胎的队伍中,大幅度加快了新生人口数量,这对土地的承载力是更大挑战。

三、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一)人口数契合生产最优化

所谓的生产最优化指的是生产与环境、资源、消费市场相适应,价值最接近边际效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只能人去适应规律以谋求发展最大化。同样,我国的人口增长也存在着客观规律,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客观规律,那么解决人口问题将不再是空话、梦话。因此,第一,人口数量变化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是指生活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地域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和,所以在政治经济学中研究的人并非是生理上的人,而是社会生产中的人。也就是说社会中应该有多少人应该根据社会生产所决定。进入21世纪,我国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水平极大提高,我们必须改变人口政策,以达到统筹人口最优数量的目的。第二,劳动力数量与就业数量相吻合。早有中国学者提到劳动力数量与就业者数量吻合之后能保持人口零自然增长率。在这种人口增长模式下,人口结构按各年龄段平均分布,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政策引导,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二)提高人口质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提到:“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它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的需要的人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所以,解决人口问题困境,探求我国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必须提高人口质量,使人口优势变成人才优势。邓小平强调:“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提高人口质量,增强教育水平和强化人力资本是必要的。据相关数据统计,工人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劳动效率提高17%,假定一个全部由初中以下学历的职工构成的企业将其职工全部换成高中学历的话,则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如果全部换成大专学历的话,则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66%。因此,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继续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进一步明确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要求,从而达到增强人口质量的目的,明晰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

(三)保持人均耕地高于最小人均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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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西藏、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

政治经济学论文范文6

对经济正义的探讨,源远流长,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是前人思想之树的果实。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范畴进行探析,对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概念的特定内涵进行解析,有利于全面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正义的思想。

1.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是对前人经济正义思想的继承和深化。

赫拉克利特“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他把万物的始基比喻为货物和黄金,说明了经济生活对希腊生活的特殊意义。特拉西马库斯则说“正义满足的是最强者的利益。正义即强权。与此相反的权利观和正义观都是愚蠢的天真表达。”他将正义与利益相挂钩,并关注其现实的存在,将正义与一定的权力结构相关联,达到了一种深度。柏拉图说“一个正义的社会也是一个满足相互需要的社会:智慧者思考,勇敢者防御,节制者生产。”这种在社会分工上的各得其所,可以说是对经济正义最早的明确表达。亚里士多德则区分了交易平等的正义和分配平等的正义,他把经济正义具体化了。中世纪将上帝看成正义的化身,并认为使人获得财富是一种正义的奖赏,而且还要求富人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财富。这是用神学的语言表达了人们对经济正义的诉求。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推进了经济正义思想的跨越式发展。洛克强调了财产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同等重要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自然权利,这是一切自然权利的基础和核心。洛克将经济正义提升到人的权利的核心位置,并成为资产阶级宪法的重要原则和斯密为首的西方经济学思想的重要原则。康德强调正义是基于人的理性的“道德律令”的实践活动,从而通过实践的概念给正义以不断生成的样态。黑格尔对精神劳动及其异化的强调,为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产生做了理论铺垫。马克思是由“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开始关注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并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经济正义这一问题,并形成了经济正义思想。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用“经济正义”这一概念,且出于对资产阶级虚假正义的反感,也很少使用正义一词,但是这并不能掩饰其经济正义思想的光辉。

2.马克思经济正义这一概念具有多层次性,在不同语境下有独特的含义,需要对此进行全面地解析。

对“经济正义”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谓是众说纷纭,但多集中在对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的讨论中,这是经济正义的核心内容。张雄教授在《经济正义,被定义了的话语》中,强调“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如果一种状态既是平等的,而又具有帕累托效率,那它就被描述为‘经济正义’的。”他精准地抓住了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的实质和核心,并进行了通俗化和现代化的语言转换。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的内涵,有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他强调经济正义实现的现实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即以国民财富的高效率的迅速增长为前提。从而给人们提供尽可能大的可供分配的蛋糕,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一个正义的经济制度必然是最大限度地推进生产力的增长,产生“帕累托效率”的制度。在此意义上,处于异化劳动状态的工人要比封建社会的农民的经济地位要好得多,这是由个体所拥有的经济正义受到历史发展状况尤其是生产力现状的制约的事实决定的。第二层面,经济正义归根到底反映的是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意味着一种合理化的分配和总体上的均衡。张雄教授在其文章中对这个“帕累托效率”进行了具体地阐明,他指出:从柏拉图所强调的契约正义看“,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正义作为社会德性的性质就是不偏不倚,公正不阿”,因此,“它意味着既不牺牲自己而成全他人,也不损害他人而致利于自己的一种德性张扬。”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法律上的正义来说,它是“矛盾冲突的有效协调”;从罗尔斯的社会正义和制度正义来说,平等和自由的优先地位不容置疑,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允许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自由。他还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内部的经济正义的实现受到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关系的制约和影响,这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博弈的结果。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经济正义强调人们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地位的平等和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的平等,关涉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创造财富机会和分配机制中分享劳动成果份额的对等性和差异化的合理限度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或西方均质化抽象化的正义,而是在承认个体天赋差别和努力程度差别的基础上,使个体的劳动获得符合其心理期待和符合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以及吻合其付出的公正待遇。马克思一直强调,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和绝对的公平。但是,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给人以尊重和尊严,达到社会历史发展限度内的最大程度的和谐,则是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应有之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经济正义将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带着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并且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3.马克思将经济正义作为其正义思想的核心范畴来使用。

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把自己的正义理论建立在经济正义的内核上,强调经济正义是实现政治正义、文化正义等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一直强调经济生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地位,尤其是物质利益对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的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正义的核心和实质是让广大劳动人民有尊严地按应该享受的国民待遇活着,让其积极地参与国家管理和制度建设,并获得人格自信,而人民自信的现实前提是让广大劳动人民富起来,像有钱的资产阶级一样拥有“口袋里的权力”。恩格斯也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国民经济学成为唯一的一门科学”,而他则是致力于对这门科学的前提进行批判。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鼓吹的“经济正义”虚假性的揭示中强调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经济正义,从而将经济正义的理论提升到了历史哲学和经济哲学的高度。总之,马克思经济正义范畴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内涵,将人们对正义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追求推到新的境界。

二、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基础: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新采掘

马克思的经济正义思想,深刻影响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既是我们深刻理解和批判各种各样的虚假正义观尤其是资产阶级正义观的理论武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以“经济正义”为核心的正义体系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有机统一的理论基础。只有深刻理解和剖析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现实价值。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内在结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论基石:基于“人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纬度的正义原则

正义是一种价值观念,是评价现实生活中正义和非正义的价值原则和标尺。

1.正义的价值观念具有相对性,却都以对人性的理解为基础。

张雄教授指出“经济正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推崇什么、反对什么,直接受不同国家文化习俗、政治倾向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它具有相对性。”同理,从不同角度和理论视野提出的正义原则也有相对的特征,但却会有深层次稳定的基础。功利主义哲学家,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将正义变成了总量的算计;罗尔斯等自由主义哲学家,则强调自由的重要价值是他的正义原则;康德强调对基于自由意志和人类理性的道德律令的绝对服从。三种正义观各有特点,却都以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和考量为基础。因此,基于人性的科学认识并对人的存在的意义的考量,是所有正义理论产生的前提,也是衡量一种正义理论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准。

2.马克思对人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使人性本身随着历史的波动处于流变状态。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写道“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与费尔巴哈等哲学家不同,马克思现实的考察人性,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现实性”进行了进一步揭示,人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可以确认“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并且“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总是与特定的生产力和交往状况相关。更为重要的这个现实的人所处的世界,现实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在不断地生成之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此,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解特别强调其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更强调其历史性。“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这无非说明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人的历史存在,就是人们的生活本身,而基于这种现实的经济活动基础上不断以肉体的自然形式和交往等社会形式生成的现实的人,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人性。因此,也不存在永恒的正义,正义的价值和原则都随着不断生成的实践在不断地生成中。

3.马克思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上理解人性,从而使人的本质具有层次性,正义也具有层次性。

正义的基本内涵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存在“人就是人”,经济正义的重要内涵是为真正的人的存在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用带有嘲讽意味的笔触写道,“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因此,获得生产自己物质生活本身的权力是最基本的经济正义。马克思指出“,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种生产又与人的需要相关,人有三种基本的需要和生产,一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和必须的生活资料的物质生产;二是满足更高层次需要的生产,包括超出必要生存之外的诸如奢侈品的生产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三是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后代。维持基本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生产,是人与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所以马克思愤怒道“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因此,他说整个无产阶级遭遇了普遍的不正义,工人阶级所要求的不是历史的权利,而是作为人的权利。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他曾对人是类存在物作过解释,他说“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看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这种自由,一方面表现在人比动物依赖生活的无机界更为广阔,自然“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而且“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才能“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进行生产”,这才是“真正的生产”是全面的生产———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定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作为类存在物,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可以超越自己所属的种属的尺度而按任何尺度进行生产,而且不仅仅按生存需要进行生产,更按美的尺度进行生产。从而确证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高贵之处就是,他不仅仅是动物般的肉体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和超越动物生存本能限制的自为和主动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他认为正义的社会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犀利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人变成工具而造成普遍异化现实的“非正义性”,工人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而且最为悲哀的是有着自由意志的人有意识地将自己沦为生存手段。

4.正义价值观念和原则的相对性又与历史性紧密关联,从社会历史时间意识上,不同的正义观是立足于不同的时间坐标,具有鲜明的历史纬度。

海德格尔写道,“从将来返回到自身,决心就以当前化的方式把自己带入到处境中。曾在来自将来,其情形是:曾在的将来从自身释放当前。我们把这种作为曾在着的———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现象称为时间性。”现代哲学的最大进步是全领域地贯通过去、现在、将来的新的时间坐标系的确立。以现在的时间坐标来看,康德的道德律令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绝对抽象,而功利主义的正义观是基于资本主义现实存在的正义观,因此,在很多思想家看来缺乏未来和过去的纬度。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坐标中来考量正义和经济正义,基于现实中作为历史绵延环节的现实存在对经济正义进行分析,因此,具有深刻的辩证色彩。如对异化劳动,马克思看到了其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也看到了其不合理性,他把对经济正义考量放入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隧道,这使得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具有对现实更强的解释力和批判力。

(二)马克思经济正义理论的核心:从宏观层面关涉基本经济制度是否合理合法的制度正义

罗尔斯特别强调制度的正义,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具体而言,“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而“主要制度”无非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它们“确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可能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马克思则更早的对制度正义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正义进行了系统地论述。马克思眼中的制度指的是“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一方面,从历史的普遍性上,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一般标准,并对所有的经济制度形态进行了纵向考察。马克思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经济正义意味着“经济制度”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契合。“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对生产方式的符合,有两个层面:从生产力角度看,正义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在生产力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大大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为人们创造丰厚的物质基础,同时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解放;从生产关系上,正义的经济制度要有符合人类进化的增益目标,要彰显人的高贵存在的特有的价值,要人以人的尊严和自由地活着和发生交往等社会关系为前提。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对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给予了辩证分析。资本主义曾创造了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奇迹,建立了世界市场,开启了全球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彰显了人类主体翻天覆地操控自然的巨大力量。然而,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走向它的反面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惊叹到“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隘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在此意义上,伯曼指出马克思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激烈批判的人,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热情赞扬的人。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特殊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正义进行了特别的关注。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处于普遍异化的现实存在,探究了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根源。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转引布雷的话说,“这样去探究事物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一切统治的形式,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都是从现在占统治的社会制度,即现存的私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因此,要永远消除现在的不公平和贫困,就必须彻底摧毁现代的社会制度……”“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枉费心机地希望通过消灭现存的不平等但并不触及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来纠正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这种反常情况”,“政府是财产不平等的产物,而财产的不平等和现在的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指出“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弄清楚国民经济学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马克思强调说“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的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马克思进一步具体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此呼吁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只有废除私有制,在公有制大家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工人阶级才能拥有经济正义,通过自己的劳动公平地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进而消除异化的生活困境,自己拥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类生活、掌控自己独特的类活动劳动,才能与社会的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因此,基于基本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结构的核心地位,马克思的经济制度的正义分析,把人的解放看成了人们不断打破不合理制度模式尤其是经济制度这种根本的社会制度的束缚并探求新的制度模式以实现人的幸福的历史过程,是“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

(三)马克思对“按劳分配”具体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原则的论述,具有现实性历史性的特质,为我们建构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提供了范式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生活的现实性是人类存在的现实前提,他同时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正义实现的前提,强调“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寡是实现分配正义的现实前提。在此意义上,他将共产主义区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并强调“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不同,按劳分配具有走向更合理的按需分配必要环节的特征。一方面,他强调与历史和生产力状况相契合实行按劳分配的必要性,更强调要辩证看待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作为对按资分配的扬弃,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有其局限。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理性,马克思反对将“按劳分配”做教条化理解。他在《哥达纲领批判》强调,从来都不存在着“不折不扣”的按劳分配,为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很多对劳动的扣除是必须的。因此“,按劳分配”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唯一标尺和照耀万物的“以太”,但是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按劳分配”却是维持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的重要纬度。总之,马克思历史地看待经济正义问题,将经济正义的解决置身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流变之中,无论是制度还是其经济正义的框架,都必须在现实的历史发展中,通过积极的“易”,确定其合理性。这为我们客观地看待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现实困境和理论困境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当然,马克思的经济正义理论有更多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探讨。总之,马克思站在现代性和现代性批判的高度,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尤其西方经济学开辟的现代性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洞察,发出了“不是资本创造世界,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资本,资本的本质无非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物化”的历史评判,从而把经济正义的深度和广度推到了新的境界。马克思对经济正义的贡献表现在:一是,在阶级立场上,对经济主体利益的关注,由“少数人”到“多数人”进行了价值标准的转换。二是,对经济正义的考察从现实中现象出发,而历史地深入到根源本质的考察即社会所有制度即基本经济制度的考察上。三是,对经济正义进行了现实的具体的全面的考察。如内容上经济正义包括生产资料所有的正义、劳动者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正义、劳动过程的正义以及劳动者用自己的获得自由的兑换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正义。四是,从人的本质的高度审视正义与非正义,并在历史发展的时间空间坐标下考量经济正义问题,因此赋予经济正义更广阔的视阈。

三、新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关键: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

理论只有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才有威望。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挖掘本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呼唤。中国需要不同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建构新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着理论基础和方向指导的意义,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1.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思想为指导。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对流行的正义理论体系的现实的选择,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以其深刻性构成中国构建社会主义经济正义理论的基础。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正义理论,有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有西方的功利主义正义观,有康德的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律令的义务论正义观。他们各有优缺,可谓是各执一词。但是,从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和人的本质意义上的价值维度上双重去考量这些事情,马克思的正义思想会有更明智的结论。马克思强调人有其为人的意义上的崇高性,要基于历史的发展和人的本质的科学内涵来进行正义的评价,不能因为“多数人同意“”自愿”等为不正义的行为开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其核心是对马克思经济正义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和中国化的深度推进。

2.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必须坚持人民经济正义的主体立场和价值维度。

一个国家主导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基于经济基础的一种理论立场的选择。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人民的经济正义的价值纬度作为基本原则,指导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进行行为抉择。人民的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社会的成功人士看到自己的幸运背后的庞大群体的默默的支持,而慎重地对待自己的成功和财富;人民经济正义纬度,会使得政府机构和企业决策者超越所属组织的特殊利益,而基于社会发展的高度有更强的责任意识和更高的价值目标;人民经济正义纬度,有利于对强拆等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更快更强地达到舆论的一致声讨,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也有利于对互联网金融等有利于更多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经济创新制度和举措,消除一定的阻力,有利于他们更好地成长。

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正义体系建构的关键是制度建设。

制度是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的安排,对于个人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制度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相应地必须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而呈现出一个不断生成且一旦生成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统摄作用并呈现出刚性稳定结构的状态。一个社会的制度作为形式规定整合着个人,并成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以及活动的自由限度,因此对于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动力的激发与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的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传统、人民的个体性尚未得到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转型中的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看到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各国多样的制度模式的利弊,因此,为中国构建自己的制度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社会主义正义体系建构的制度建设的关键是认清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中介阶段,处于与资本主义诸国的普遍历史联系中并面对自己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困境,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放的心态,大胆地对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进行创造性的理论融合,并构建有中国特色和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的系列制度,为社会主义人民主体性的发展和创造性地发挥以及在经济正义基础上的美好幸福生活提供制度的引导和保障。

4.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的全面分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正义理论提供了范本,要坚持历史纬度和人的本质的纬度,并随时代的发展实现理论的突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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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参与教学情境的创设能有效地激活其参与意识,通过参与教学情境紧紧牵制注意力,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教学课堂更优化。①多媒体展示情境。多媒体中的图画影像是展示形象的重要手段,用图画集影像展现课本情境,也就是把内容形象化。如在笔者执教《偶像与自我》一课,展示多媒体电影《寻找成龙》,电影中张一山饰演的小主人公是个华裔,不爱学中文,十分迷恋成龙,在寻找过程中,姥姥对成龙的番无可奈的表白,道出了长辈对晚辈的殷切切盼,成龙对张一山的教诲使张一山从此奋发,纠正了自己偏离的思想路线,迈上积极向上的轨道。②材料编制情境。材料以文字形式展现,有时为数据,有时为事例。通过对材料阅读分析,能在学生脑海形成一定感性认识,在通过教师讲述融会贯通,进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如笔者在执教《与挫折通行》一课,先让学生自学,使学生在有了一定认识情况下,通过讲述5.12大地震诸个小英雄面对自然挫折时,他们是如何做的,随后对课文内容进行融汇,最终使学生明白要乐观面对挫折,要勇于战胜挫折。③活动角色情境。教学活动角色情境能使学生通过扮演角色进而理解内容,使课堂节奏活泼欢快,有助于教学效率的提高。如笔者执教《走进父母》一课中,让学生小组合作进行家庭角色扮演,让学生在扮演中体会父母养家的不易,要时刻关心父母,时刻与父母进行沟通。④音乐渲染情境。音乐渲染情境能以美妙的旋律节奏把学生带入特有的意境,使学生不仅能理解文本内容,而且还能音乐对文本背景作出系列体会。如笔者在执教《有朋友的感觉》时播放张学友歌曲《朋友》,通过歌曲意境使学生体会到真挚友谊在成长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二、让学生参与教学方法,构筑学生主体

教学方法是教学活动的“催化剂”,引导学生根据学习内容选择科学的学习方法,可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供重要的保证。比如,在笔者执教《走向小康》一课,与学生这样共同设计和选择教学方法:①引导学习法,让学生阐述我国现今社会有哪些地区经济已走进了小康水平;哪些地方还未走进小康水平,走进小康水平最主要看的是什么指标?②关键点查询法,由学生根据自己的感受查找出“走向、“小康”等关键词,在把关键词带入文中去理解,争重点突出、繁简分明,分清楚“走向”是道出途径、方法,“小康”是通过走向的途径方法达到的最终目标;③讨论交流法,教师可以先向学生阐述假如我国走向小康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上升,让学生讨论交流地位上升后表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使国家地位上升?随后通过师生互动发表各自的认识和看法,实现教学“信息”共享,达到教学目的;④巧置悬念激趣法:针对学生的好奇心理,巧妙地在课前或课中设置如“假如你是国家领导人或地方行政干部,你会如何规划国家或地方实现小康的路径?”等问题悬念,提出疑问,激发学生兴趣;⑤采取时政热点新闻结合法,根据本节内容,联系目前时政热点,论谈各自看法,如结合目前时政热点“人民币升值”,这个话题对我国建设小康有何影响?应该如何评论?⑥利用现代手段法:利用投影、录像、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具有传统教学手段所不能比拟的好处,如播放影片《开国大典》、《改革开放》向学生展示立国后我国走向小康经历的阶段。⑦下放评定主权法:把自评和互评的权力交给学生,使他们的身心始终处于主动的最佳学习状态,平等地参与评教。

三、让学生参与课堂实践,调动学习积极性

政治教学史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的,在教学的实践过程实则就是是教师学生平等交往、积极互动、共同进步的活动过程,是教师、学生主体通过平等交往、自主活动、共同发展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政治教师不应该仅仅只是照本宣科地对文章内容进行的传授,而应该同时结合新时政、新理念不断实践,并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之中。正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让学生享受在教学活动中的乐趣最主要就是要让学生参与教学,担任“小先生”,进而在实践中体验趣味。实践证明,只要经过认真策划,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学生就能当好“小先生”。假如很多教师不敢放手不肯放手,不相信学生的能力,那么学生永远都无法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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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幽默风格的形成与发展   1865年到1867年之间,马克•吐温凭借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和长篇旅行文学作品《傻子国外旅行记》初登文坛,并很快成为当时美国西部幽默作家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新星。在马克•吐温成名作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中,他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嗜赌如命的赌徒形象。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叫吉姆斯迈利的赌徒,终日都想着如何来满足自己好赌的心理,并想方设法寻找一切机会和别人打赌,无论什么方式什么内容,只要有人愿意赌他都满心欢喜,赌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价值。无论是斗狗、斗猫、斗鸡或者是其它更夸张、更离奇的赌约,吉姆斯迈利都一律奉陪。这篇小说的篇幅极短,但简单的内容通过夸张、生动、形象的描写,便将吉姆斯迈利无所事事、嗜赌成性的赌棍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勾勒了出;,同时也将精神空虚、百无聊赖的美国小市民恶习表现的淋漓尽致,极大的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随着对社会认知的加深以及个人经历的坎坷不幸,对社会阴暗面的揭发和尖锐的讽刺逐渐成为马克•吐温作品风格的主流。在其中期作品《竞选州长》,后期的代表作《百万英镑》《败坏了赫得莱堡的人》等作品中,对于美国社会的堕落腐败、资产阶级的虚伪无耻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揭露。借一幕幕令人捧腹大笑的闹剧,对资产阶级伪善、丑恶、贪婪的本质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其别出心裁的构思和独具匠心的风格都标志着马克•吐温已经成为一位非常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二、幽默技巧的运用   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非常善于运用各种技巧来制造幽默,其中使用较多的技巧之一是对比。   被称为德国苏格拉底的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就认为,手段和目的、原因和结果、思维和表达方式之间的不和谐,以及伟大的令人尊敬的和无价值的、豪华的和卑鄙的、壮丽的事物和低微的事物之间的对比,都是可笑的。这样的对比在马克•吐温的作品《汤姆•索耶历险记》中有非常经典的运用。当牧师正专注的布道,而教徒们正恭敬的倾耳细听时,出乎意料的跑进来一条狗,并为捕捉一只甲虫而上窜下跳,与庄严肃穆的布道场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一幕让在场的人和读者都哑然失笑、忍俊不禁。而在另一篇短篇小说《我最近的辞职》中,讲述了一个身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抱负的参议院贝壳学委员会的职员,为了自己的良知而分别向海军、陆军、财政等各位部长出谋献策,却到处碰壁,或是干脆被轰出大门。到最后,他忍无可忍的提出了辞呈,而其原因竟然是他寄出的咨询的收费通知单遭到拒绝。从上面两幕可以看出,当教堂的牧师正绘声绘色地布道时,我们会全神贯注的倾听;当忧国忧民的职员英雄无用武之地时,我们会心生不平。然而,当两种本质上截然不同的事态从天而降出现时,瞠目结舌之余也会使我们处于紧张的心理松驰下来并为之一笑。这种写作技巧的运用符合现代心理学中所认为的,笑是在大脑适度紧张后,突然松驰时产生的一种情绪体验。马克•吐温还利用对比这种写作技巧成功的写出了另外两部长篇小说《王子与贫儿》与《亚瑟王朝廷上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   除了对比,马克•吐温还善于利用夸张的写作技巧,通过对事物的一个侧面,事件的发展进行适度的夸大以达到幽默的效果。这与哈哈镜夸大了人的形象却使人感到开心是同样的原理。马克•吐温的作品中,无论是情节安排、语言运用、人物刻画、主题揭示上,往往都弥漫着夸张的气息,然而这夸张也充满着迷人的魅力。其作品《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正在忙着撰写政治经济学论文的书呆子,因避雷针安装工无所顾忌的愚弄,而在房子上极其夸张的装满一百五十枚高达数百英寸的避雷针,并成为镇上一景,日夜被水泄不通的围观,甚至有许多人从乡下专程赶来观景,而剧院却因此变得萧条不堪。结果在雷雨时,这位书呆子的房子,在四十分钟内遭受到高达七百六十四次之多的雷电袭击。这个例子中,热衷于经济学的书呆子对于避雷针常识一窍不通,令到装避雷针的工人有恃无恐的捉弄他,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幽默效果,令我们开始忍不住嘴角上扬。而当上百根避雷针夸张出现时我们笑得更畅快了。在马克•吐温另一部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两个骗子自称是公爵和国王,冒充三个刚刚失去父亲的女孩子的叔叔,并因此骗得了大笔遗产。   当见到女孩和其邻居时,其中一个骗子抱着最年长的那个孩子吻了十六七次,感动得所有在场的人挥泪如雨,以致地上都湿了。这一幕中,在当事人被愚弄欺骗的同时,带有色情的幽默使人们的性欲在压抑造成的紧张中缓解下来并由此产生了快感。这是西方幽默的主要特点之一,但在马克•吐温的作品中却总是与讽刺嘲笑、鞭笞丑恶联系在一起。夸张本身也许并不会导致幽默,但与其它表达技巧巧妙的结合后便会产生幽默的效果。马克•吐温也认为,重复在幽默的领域里具有很大威力;重复多次是夸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能产生强大的幽默效果,可见其对于夸张的钟爱。   马克•吐温作为一代文豪,其幽默是一种洞彻生活世事的练达,是一种综合了艺术家想象力、哲学家的智慧和眼光、批评家的犀利尖锐的幽默,使人在笑过之后回味无穷。其作品中幽默技巧的娴熟运用和不落俗套的语言艺术魅力,使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