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和欧洲为了应付各自面对的债务危机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两大国际货币美元与欧元的流动性泛滥迅速向世界其他市场蔓延。其中，中国作为当前世界的主要出口大国所受影响首当其冲。如何应对这波来势汹涌的货币袭击，预防大量热钱流入从而造成严重的国内物价飙升，这是当前重要的经济问题。 一、长期外贸顺差成人民币过量投放的催化剂 面对美、欧市场流动性过剩而带来的冲击与影响，由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已使我国在应对危机方面显得捉襟见肘。一方面，我国持续多年的“高积累，低消费”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高积累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率。然而，受制于我国经济体制与运行中较常存在的，诸如行政性限制、垄断经营、价格管制、进入规定严格等各种非市场因素的障碍与制约，造成我国现存可进入，或具有投资价值的行业领域相对有限，被排除在“特权行业”外的市场资金更多的只能投入或流入开放度高、监管限制相对较宽的投资领域，如加工制造、批发与零售、饮食服务等行业。投资集中于个别行业已造成我国经济中较为严重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与供给结构失衡的问题。其中以制造业尤为突出，受惠于充裕且廉价的劳动力要素优势和行业高度开放，制造业成为我国吸引投资多、发展快、国际竞争力强的行业。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的分析，2009年我国制造业GDP已经达到2.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2万亿美元，制造业出口占整个制造业产出的一半以上，制造业出口1.16万亿占全部出口1.2万亿的90%以上[1]。这一组数据反映了强劲的制造业产能为我国赢得“世界工厂”称谓的同时，也暴露了制造业投资过多、大量过剩产能需要依靠外部市场消化等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另一方面，强劲出口所产生的巨额外汇收入在我国现行以强制性结汇为主要特征的外汇管制制度下，外汇收入净额主要转化为国家外汇储备，而进入国家储备的外汇是以投放以汇率换算的等额人民币为条件的，也就是说，在现行体制和运行机制下，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发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唯一的人民币发行行，其资产业务量，即资金投放与运用业务，对人民币供应量有着基础性影响。一般来说，中央银行资金投放的主要形式有两种：向主要为商业银行等机构提供信贷和购入资产（包括外汇、黄金、证券等资产）。中央银行在市场上购入资产越多意味着向市场注入的货币越多。人民银行买入外汇资产而引发的人民币供应量增加的过程可简单概括为：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增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给量增加。以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数据为例，1月与12月的外汇资产总额分别为177869.14亿元人民币和206766.71亿元人民币，相差28897.57亿元，占同期人民银行总资产比重分别为77.26%和79.75%。① 这些简单的数据资料说明，目前阶段买入外汇资产已构成人民银行货币投放的最主要渠道，而且，人民银行的外汇资产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占总资产比重的相对数都在提高。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分析指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源头。” 二、欧美信用危机缘何使国内通胀雪上加霜 从以上两方面，反映我国经济既对外部环境有较高的依存度与敏感度，也较容易受到欧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冲击。 第一，“欧美生病，中国吃药”之怪象背后的原因是我国经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近二十年来，投资与出口是需求方面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中，经济增长对出口需求的依赖可以从最近六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数据（见表1）可见一斑。很明显，2008年与2009年是欧美深陷因信用危机而引发经济衰退最严峻的两年。受欧美市场萎缩的影响，即使在中国政府为应对欧美经济衰退而产生的出口损失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下，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录得较显著的收缩。而且，为刺激经济，防止衰退而大量投放的货币资金受到“可进入，或具投资价值的行业领域”狭窄的限制，部分转变为投机性资金，流入到如房地产、股票等投机炽热的资产市场，对物价上升起推波助澜作用。 第二，欧美流动性过剩，全球热钱涌动与到处流窜，在各类商品市场兴风作浪，成助推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虽然欧美面临的信用危机侧重点不同，欧洲为主权危机，属于由政府过度负债而触发的国家信用或政府信用危机；美国为次贷危机，是典型的由房地产资产泡沫破灭而引发的商业信贷危机。但各地管理信用危机的条件基本相同：维护市场充分的流动性。为此，欧洲央行自2009年5月起维持了近两年的1%基准利率和美国联储局自2008年12月起执行的接近于零的基准利率及购买超过6000亿美元的联邦国债，在保障两地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充裕的同时，也造成作为全球主要流通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欧元与美元的巨量投放。当欧元区与美国经济仍然深受信用危机的困扰，投资市场萎靡不振时，流动性泛滥必然引发大量热钱涌向商机尚存的新兴市场或在各地资产、证券市场进行炒作套利。以我国为例，虽然我国实行较为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国际收支活动中资本项目尚未充分开放，但国际热钱依然以各种方式流入国内市场。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的介绍，热钱进入中国主要方式有：第一，虚假的贸易信贷，在这一渠道中，国内企业与国外的投资者可联手通过虚高报价、预收货款、伪造供货合同等方式，把境外的资金引入国内。第二，外商投资进行增资扩股，外商投资企业在原有注册资金基础上，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项目”等理由申请增资，资金进来后实则游走他处套利；在结汇套利以后要撤出时，只需另寻借口撤消原项目合同，这样热钱的进出都很容易。第三，收入转移，通过不同地区间进行汇款等货币转换方式进行跨地区操作，从而使大量热钱“自由进出”。第四，地下钱庄的运作[2]。热钱的一部分在我国现行的结汇制度下会增加人民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同时，由于大量热钱需要兑换为本地货币进行投机性套利活动，也就加大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压力，加速我国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形成。#p#分页标题#e# 三、现阶段我国经济通胀缠身的结构性问题：对外输出“通缩”，对内输入“通胀” 我国现阶段通货膨胀的直接成因是央行为了对冲庞大外汇收入投放的货币过多，而根本原因是源自于我国在与外部贸易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倾注了大量投资、形成强劲产能的制造业创造了我国对外输出的主要产出。由于综合了国内廉价且充裕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与厂房租金、出口退税政策、人民币汇率条件、行业开放竞争充分等因素，我国输往国外的制造品长期以廉价著称。正是得益于大量的廉价“中国制造”，目前欧美发达国家与地区才能在较长一个时期坐享低息低通胀的宽松经济环境。然则，我国从国外输入的商品主要为初级产品（如农产品）、资源性产品（如铁矿砂、石油等）、机电产品（如汽车）、高新技术产品。 我国进口货物多为贵价产品，或国际商品市场热炒的物品，对我国输入性通胀影响深刻。出口“廉价商品”，进口“高价或价格持续增长商品”的对外贸易格局，长此以往，会使我国经济暴露在易受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危机冲击的风险中。一是加深我国经济在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对外部经济的依赖。需求方面，出口（见表2）大量“中国制造”赢得“世界工厂”称誉的同时，也说明我国制造业产能需要依赖世界市场消化的事实，而且，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制造”大而不强，在国际市场多数以量多价低为卖点。高产量而低价值造成出口的投入-产出比例不对称，也制约了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2010年我国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7.9%，拉动GDP增长0.8%。②与同为制造业出口大国的日本相比，同期指标分别为48.6%和0.9%。③二是在供给方面，我国进口集中在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见表3），其中农产品（谷物及谷物粉、大豆、食用植物油等）、石油产品（原油与成品油）、铁矿砂及其精矿均为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物资。适量增加战略性物资进口既是对国内资源短缺的必要补充，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对中国如此大的经济体而言，战略性物资过多依赖外部供给是一个危险信号。其中，以尤为突出的石油产品为例，2010年我国原油净进口量达到2.36亿吨，原油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上升到54.5%（注：对外依存度=进口量÷表观消费量）。⑤ 另一更为重要的是粮食产品，其依存度问题也日渐突出。据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资料，2009年中国净进口粮食（谷物与豆类，不算豆油）4264.5万吨，当年粮食产量53082万吨，净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当年产量加上净进口量）的7.4%，已经超出199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粮食白皮书》提出的5%的标准。2010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全年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219.6亿美元，同比增长32.2%。其中，出口49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8%；进口725.5亿美元，同比增长37.7%。贸易逆差为231.4亿美元，同比扩大76.5%。⑥二是使我国成为更易受输入型通胀冲击的经济体。输入型通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受到进口的产品或服务持续性价格上涨而触发的内部综合性物价上升的经济现象。过去几年，我国输入型通胀特征越益明显。尤其当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遭遇经济危机，需要大量“放水”（巨量货币投放）防止经济崩溃、衰退时，热钱引发的商品价格飙升会迅速传递至国内，迫使我国要以紧缩政策应对通胀。仍以原油与粮食两种对综合物价影响广泛的产品为例，以1996年我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开始，原油净进口量由228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2.36亿吨，增长104.5倍。与此同时，原油价格屡创新高，由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价140美元∕吨升至2010年均价570美元∕吨，上升超4倍。至于粮食价格，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粮食价格指数显示，世界粮食价格自2010年年中起不断攀升，不足半年上升超过25%，2010年11月的指数为205.4。由于FAO是以2002—2004年的粮食价格指数100为基准，也就是说，2010年11月比2002—2004年的粮食平均价格高出一倍。很显然，面对当前各种重要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被轮番热炒、价格普涨的环境下，我国难以独善其身，输入型通胀已成困扰我国经济一症结。四、实现货币资金在更宽阔市场空间中流向与分流是应对输入型通胀的治本之策我们知道，任何成因的通胀本质上都是货币问题：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为此，任何国家或地区或能采取激进的紧缩货币政策打击通胀，但通常的结果是同时引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恶化。我国现行输入型通胀属于结构失调型通胀，其成因源自我国经济中从产业结构到对外贸易格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治理输入型通胀不能单靠加息、加存款准备金、发行央行票据回笼货币、行政性限价等一般性手段。改革人民币与外汇管理体制、调整与完善我国产业结构及对外贸易结构，实现货币资金在更宽阔的市场空间流向与分流才是应对输入型通胀，释放通胀压力更为切实、有效的治本之策。也就是说，治理输入型通胀以疏导（引导货币流向与分流）比堵（控制货币流量）更为合理与有效。而解决货币资金流向与分流最重要的是市场，市场空间越宽阔，货币资金流向与分流越通畅。货币资金分流主要从两方面推进： 一是从空间市场构成上，货币资金可以分流到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向外部市场分流过剩的流动性，减轻内部市场压力，是当前欧美市场即使在流动性严重过剩环境下，内部通胀依然受控的重要原因。所以，面对日益严峻的输入型通胀，我国必须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尤其是当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相当规模、有能力保障人民币不易受到追击的条件下，构建人民币有序向国际市场流动和外汇资产向国内民间市场流动，对高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减轻通胀压力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指出的是，当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受到内外因素制约较难在短时期内取得成效，那么，推动外汇资产向民间市场流动，实行藏汇于民应是目前阶段推进货币资金分流可以实施、较易取得成效的措施。 二是从功能市场构成上，货币资金可以分流到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毫无疑问，产业结构与产业规模是制约投资市场与消费市场的主要因素。然而，时至今日，我国产业结构中具备较高开放度、进入的政策性限制小的行业仅局限于制造业、农林牧副渔业、商业、饮食业等初级产业。而随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具发展潜力的第三产业，包括邮电通讯、医疗保健、银行保险、铁路与航空运输等则由于开放度低、行业相对封闭而使发展受到限制。狭窄的行业开放空间严重限制了我国货币资金的流向与分流，形成市场上资金“无处可投”而转攻房产、农产品、黄金等商品市场进行炒作的尴尬处境。所以，只有不断深化产业开放改革、丰富产业结构、敦实产业基础，才能改变目前市场上投资渠道狭窄的问题，为货币资金分流拓宽市场空间。长期受压抑、发展滞后的第三产业表示我国市场拓展尚有很大的空间，开放产业而拉动的投资必然也能同时刺激已有消费市场的深度开发与新兴消费市场的崛起。国内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发展不仅能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而且也能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被动，转变为由内需主导经济发展的主动。#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