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贸易论文范例

摘要：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应始终秉承着发展科学的理念培养大量人才，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旦高校人才的培养方向和社会所需人才的方向一致，高校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和社会发展才会处于相互促进的发展状态。论文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例，从社会上国际贸易紧缺人才需求角度对高校培养模式作了探讨，认为国际贸易专业紧缺人才的培养，可从四点做起：一是重新定位培养目标，创新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机制；二是优化课程设置，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三是以产学研为纽带，建立双师型师资队伍；四是与时俱进，建立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评估和评价体系。

关键词：国际贸易；紧缺人才；高校；培养模式

紧缺人才是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且又数量不足的高层次、高素质和高技能人才。紧缺人才对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旦向社会输入大量刚需型的综合应用人才，必然会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当然，这一环境下的人才要求必然对高校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主的人才，高校如何为社会培养大量的实用型人才始终是各个高校高度重视的改革过程。因此，论文以此为出发点，研究了国际贸易紧缺人才需求与高校培养模式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基于人才需求视野下国际贸易专业紧缺人才培养方向

1.熟悉国际商务流程，较强的知识应用能力

基于人才需求视野下国际贸易专业紧缺人才培养中，要求人才熟悉掌握国际商务流程，具有较强的具体操作能力，以便于在外贸公司、物流公司、海关以及政府外贸机构就业时会运用计算机办公应用软件处理各种单据制作，也要有良好的文件处理的应用操作能力。对此，这主要是外贸公司、物流公司、海关以及政府外贸机构在招聘人才时，契合新时代市场需求以更长远的发展来提出的人才需求方向。人才需求视野下国际贸易专业紧缺人才的培养，势必要从企业的长期发展方向来确定具体的培养模式。

2.商务外语基础扎实，掌握国际商务洽谈与沟通技巧

引言   海外白银大量输入中国及其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主要有艾维泗(Atwell)[1]、弗林(Flynn)和吉拉尔德兹(Giraldez)[2]等。中国学者全汉升[3]根据历史资料对明代美洲白银输入中国作了一番梳理，钱江推断“1570-1760年中国与吕宋的实际贸易额可达到三亿比索，约折合白银二亿二千五百万两”[4]认为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刺激了日本、美洲白银的开采。上述学者的论文对笔者写作本文有很大启发，但他们没有清晰详细地对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考察。本文的工作是，根据史实，对明代海外白银流入中国的渠道进行一番考察。   明中后期由外国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南美洲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白银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百分之八十。日本白银矿藏量也极大，被欧洲人誉为“银岛”。据估计，十七世纪初期以前，日本白银产量约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正是由于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但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①而中国物产虽丰富，白银却稀缺。中外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所以导致了丝绸、陶瓷外流，而白银内流的局面。中外海上贸易有三条主要航线：欧洲、美洲、日本。中国对欧洲贸易航线为“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澳门是中欧贸易枢纽；中国对美洲贸易航线西端起点为福建的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以菲律宾的马尼拉为中转口岸，其间澳门一度垄断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东端终点为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中日贸易分直接贸易和通过葡萄牙人进行的澳门-长崎转口贸易两条途径。明中后期白银内流，由航海时代的海上“三剑客”———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担纲；而日本，凭借与中国传统的交通往来和地理上的优势，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航路   15世纪是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开端。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作环球航行等航海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伴随着西方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黄金热”、“香料热”成为驱使欧洲人一次又一次远洋探险、寻找“新大陆”的强劲动力。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波罗的海国家相继进行全球性海上扩张和殖民活动，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世界性海洋贸易时代。   葡萄牙人是海上扩张的急先锋。葡萄牙拥有长达8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众多港湾，其中里斯本为世界良港之一。但至15世纪末，这个国家也只有110余万人口，经济并不发达。葡萄牙是第一个摆脱摩尔人（穆斯林）统治，完成民族统一的欧洲国家。在与摩尔人的长期战争中，葡萄牙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惧的海军力量，在建造能够容纳大批水手从事长距离远洋航行的“大船”方面，也胜过其他国家。   1415年，绰号“航海家”的亨利亲王（HenrytheNarigator）率葡军攻占摩洛哥休达（Ceuta）港，揭开了葡萄牙向海外扩张的序幕。自此以后，葡萄牙人开始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壮举。1487年，巴托罗缪•迪亚士（BortholomewDiaz）成功航行到非洲南端的“风暴角”，后改名“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率领葡萄牙船队抵达印度。16世纪初，葡萄牙人相继控制了波斯湾口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斯港南的格什姆岛）、印度西海岸第乌（Diu）等有战略意义的贸易据点，建立起印度洋的制海权。1510年，葡萄牙人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Goa），作为控制印度洋贸易的海军基地和东方殖民地的首都。随后占领了当时亚洲最重要的一个商业据点马六甲，在科伦坡（Calombo）、苏门答腊、爪哇（Ja-va）、加里曼丹（Kalimantan）、苏拉威西（Salawesi）和摩鹿加群岛（今马鲁古群岛，Maluku）等地建立商站，控制南海贸易。   葡萄牙王室垄断果阿、马六甲、澳门等亚洲主要商业据点的贸易和香料贸易，对马六甲对香料的垄断持续到1533年，在摩鹿加群岛的垄断地位持续到1537年。葡萄牙商船给各国市场运去中国的生丝、丝织品、陶瓷等，给中国市场则是大量白银。1516年，葡萄牙人佩雷斯特罗(RafaelPerestello)获得马六甲官员的准许，从那里乘坐一艘中国帆船前往中国。   1517年，葡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佩雷斯（TomePires）抵达广州。托梅•佩雷斯使团出使本欲建立通商关系，然葡萄牙使臣“潜入京师，见部不拜，朝欲位先诸夷”，①全然不顾中国温良恭俭让之礼，使团翻译火者亚三自恃与佞臣江彬关系密切，骄横跋扈，尤为举朝大臣所深恶。武宗驾崩未几，火者亚三即与江彬同案被处死，葡萄牙使臣被遣押回广州，其出使一事无成。葡萄牙人并不甘心，设法赢得了中国地方官员的信任，走私与合法贸易双管齐下，终于打开对华商路。1553年，在澳门附近活动的葡萄牙人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借口晾晒货物，需要上岸短暂停歇，正式获准在澳门暂住。此后，葡萄牙人不断扩充势力，逐渐垄断澳门贸易。澳门自开埠后，拓展了与欧洲、印度、日本、菲律宾、东南亚乃至美洲的贸易，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阿卡普尔科、澳门-东南亚各港的国际贸易航线，澳门随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门户与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一个枢纽。   葡萄牙人起初主要用印度洋、东南亚地区货物交换中国货物，随着中国货物在欧洲销路日广，葡萄牙人逐渐改用现金采购中国货物，1582年（万历十年）后基本全部以白银结算，中国海关向葡萄牙商船征税也均以白银计值。后来荷兰、英国等国商人亦跻身对华贸易“，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的西端从里斯本扩散到了多处港口，但东端一直集中在澳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前，澳门作为欧洲各国对华贸易最重要的中转港口地位由此可见一般。#p#分页标题#e#   葡萄牙人海上扩张的巨大进展刺激着西班牙人的神经。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MiguelLopezdeLegaspi）于1565年（明嘉靖四十四年）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建立马尼拉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管辖。由于那时的菲律宾群岛尚属蛮荒之地，本地物产低下，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在菲律宾刚刚立足，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积极从事对华转口贸易来获取中国方面的日用消费品供给。而且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和优惠措施。从事对菲律宾贸易的华人，为菲律宾早期的开发与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约翰•福尔曼（JohnForeman）在《菲律宾群岛》一书中谈到：“华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恩惠，没有他们，生活将极端昂贵，商品及各种劳力将非常缺乏，进出口贸易将非常窘困。真正给当地土著带来贸易、工业和有效劳动等第一概念的是中国人，他们教给这些土著许多有用的东西，从种植甘蔗、榨糖和炼铁，他们在殖民地建起了第一座糖厂。”[5]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原因使得海外贸易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前提：“御倭战争”的胜利及其随之而来的明朝政府的开放政策。以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②为标志，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嘉靖四十三年（西元1564年）2月福建仙游之战，戚家军歼灭最后一支倭寇主力，残寇夺渔舟远遁海外；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勾结倭寇多年的大盗吴平从海路窜逃安南途中被闽、粤官军全歼。重回平安的沿海形势使刚刚即位的隆庆皇帝倍加珍惜，他接受了“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历史教训，史载“隆庆改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③。   明政府随重开中断40余年的海外贸易。隆庆开放海禁后，明政府对私人出海贸易仍有若干限制，例如海商不得前往日本，出海者须由政府发给凭证（称为“由引”），但出海贸易的决不仅仅限于那些有官府“由引”的船只。中国海岸线漫长，海商们熟悉地理形势，没有由引也照样私自出海。当然海商通过向海关官员行贿，可以得到出海凭证。有的海商则通过转借来的出海凭证出海。顾炎武对此现象评价道“：奸民有假给由引、私造大船、越贩日本者矣，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违禁私通，日益月盛”④。在出海贸易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明朝的一些官员也卷入到海外贸易中来。1608年前后，西班牙人在澳门购买并输往马尼拉的货物总值20万比索，其中丝织物价值占总值的95%。1619－1631年，葡萄牙人通过广东、澳门每年向菲律宾输出生丝和绸缎价值150万比索。这些丝绸大部分又转输美洲和欧洲。除了输出中国的丝织物品外，西班牙人也把广州的黄金运往美洲或西班牙出售，获利十分丰厚，利润可达75%－80%。   二、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航路：“大帆船贸易”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初次到达菲律宾的时候，就已发现菲岛存有中国物产。1521年，麦哲伦在候蒙洪岛上看到过中国的丝织品，在里马萨瓦岛看到过广州制的瓷罐子，在宿务岛上看到过中国的描花漆碗和黄色丝织头巾，并从宿务居民口中得知，这个岛和中国有直接贸易关系。1565年，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航线开通。美洲的白银经数条路线运往马尼拉，再由马尼拉流入中国。1574年（万历二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启航，横渡太平洋抵达菲律宾群岛。在马尼拉，用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等物品，再将这些物品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时称“大帆船贸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航线。中国海商与菲律宾西班牙人的贸易，因中国王朝政府严禁外国商人入境，只能在菲律宾进行，故马尼拉大商帆又有“中国之船”称谓，它装载的货物主要是中国货，船员中有许多中国水手，而且建造者也主要是旅居菲律宾的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航线自1574年开始至1815年结束它的使命，历时长达近两个半世纪之久。“大帆船贸易”的繁荣，致使西班牙本土原本很发达的丝织业急剧衰落。1573年，菲律宾省督拉米沙礼斯报告西班牙王说，西班牙也好，墨西哥也好，所能输出到中国去的货物，“没有一样不是中国所己经具备的。所以，对华贸易必须向中国输送白银。”⑤1584年，马尼拉殖民政府法官达发洛斯报告西班牙王说，“中国人每年把所有的金银都弄走了。我们没有货物给他们，除去〔银币〕里尔以外，什么都没有，请陛下命令指示我们怎么办。”①1586年,有人自马尼拉写信向西班牙国内报告“此处以大量之银及银货交换中国物品，此项银及银货，除一小部分残留本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华人运回中国”②。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百分之一千。③大利所在，人争趋之。福建漳州、泉州商人纷至沓来。   1570年（隆庆四年）戈第（MartindeCoiti）船队初抵吕宋时，马尼拉华人仅40名。可至万历十年（1582年）时，马尼拉华人之多，已使马尼拉殖民当局决定在马尼拉市区东北部巴石河畔开设专门的华人社区———八连（Parian）。[6]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下令给菲律宾总督，对中国商人输入的粮食、军需品、军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资给以免税待遇，这大大刺激了中菲贸易的发展，旅菲华人数目随之剧增。到16世纪90年代，马尼拉华人数目已达2万余，其中多数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而全部西班牙人满打满算，把驻军包括在内，也仅有2000名。[7]马尼拉转口贸易规模之大，从船舶大小及年均进港数目可见一斑。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上通常是两艘大商帆编队航行，每艘排水量一般在千吨以上，1746-1761年间航行于太平洋上的罗萨里奥号为1710吨，1762年被英国海盗劫掠的圣特里尼达德号则达2000吨。南下的中国商船多为二桅平底帆船，载200-400人。据学者罗荣渠统计，马尼拉年均进港华舶数目为：1580年代，24.5艘；1590年代，23.5艘；1600年代，年均26.6艘；1610年代，年均36艘；1620年代，年均13.7艘；1630年代，年均28.7艘；1640年代，年均15.3艘。[8]美国学者威廉•莱特尔•舒尔茨（WilliamLytleSchurz）在其《马尼拉大商帆》（TheManilaGalleon）一书中称，1575-1815年间，除特殊情况外，每年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数一般在20至60艘之间。据估计，中国商船运来的货物一年缴付的关税是4万比索，当时的税率为船运价值的3％，据此计算，每年运入马尼拉的商品价值约130万比索。时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AntoniodeMorga）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足见对华贸易之重要性。[9]#p#分页标题#e#   依靠对华转口贸易，马尼拉崛起为当时亚洲最大贸易中心之一。1580年，两艘澳门商船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葡船所装载货物以中国货为主，次为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1594年，西班牙国王敕令，禁止菲律宾、墨西哥直接对华贸易，将此项贸易特权留与澳门葡萄牙人独享。澳门与马尼拉贸易迅速扩大，1619-1631年间几乎独占了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费尔南多•席尔瓦1626年称：“如果没有从澳门运来这些东西，新西班牙的船只就无货可运。”[10]   为适应对欧洲、美洲贸易急剧增长之需，自16世纪下半叶左右始，广州形成了一年一度、为时两三个月乃至四个月之久的商品交易会，自1580年（万历八年）起增加为每年两次。两次交易会的时间安排分别与西南季风、东北季风相吻合，商人们在广州采购后可以即刻启航，不致占压资金。每年一月冬季“广交会”开始，澳门的外商云集广州采购货物输往马尼拉、印度和欧洲；每年六月夏季“广交会”开始，澳门的外商又来到广州采购货物输往日本。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年间，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11]1603（万历三十一年），肇始于明神宗派人吕宋机易山“勘金”，西班牙殖民者对马尼拉华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有24，000名华人遭杀害或被投入监狱。对华人的第二次大屠杀发生在1639年，原因与中国商品竞争力有关。   中国纺织品涌入墨西哥，使得西班牙商品销量到17世纪初下降了一半以上，造成墨西哥的西班牙丝织业日渐倒闭，而大量的银元又被走私到菲律宾，甚至连秘鲁的银元也流向墨西哥以购买中国的货物，结果墨西哥的经济走向萧条，马尼拉的财政也遂逐渐枯竭，殖民者不得不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从而导致了政治危机和对华人的大屠杀[12]。西班牙殖民者灭绝人寰的大屠杀，必然使中菲之间的贸易大受影响。1604年仅有13艘中国商船到达马尼拉，中菲贸易额由1603年的133万比索骤减到1606年的53万比索，对中国货物征收的进口税也骤然减少了4万比索。   三、中日海上贸易：“广州-澳门-日本”航线   日本因富产白银，16世纪后期以“银岛”而闻名于世。顾炎武说“日本无货，只有金银。”④日本对中国商品的依赖性很大，“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⑤。然而，中日直接贸易长期受到不正常外交关系的抑制。自元世祖侵日开始，中日关系已不正常。朱元璋虽在《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列入“不征诸国”名单，同时却告诫子孙：“（日本）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故绝之”。胡惟庸勾结日本人谋反、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侵朝更使两国关系一落千丈，明廷将对日贸易列为禁止之列，就是到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明廷虽然禁止商人去日本交易，但由于“贩日之利，倍于吕宋”⑥，商人的趋利本性和沿海豪门高官的私欲最终使贸易制裁措施成为一纸空文。日本的石见、秋田、佐渡等矿山都盛产白银，十七世纪中叶又引进的新式白银冶炼法“灰吹法”，使日本的白银产量急剧上升，占世界产量的近四分之一，因而储备了足够的贸易用银。   “日本国银子多产，故上国之人交通往来贩卖，而或因漂风来泊”。⑦走私贸易成为中日贸易的主要形式。1544年12月到1547年3月的两年多时间里，赴日走私贸易因风漂流至朝鲜而被解送回国的闽人即逾千人之众；⑧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4月）朱纨指挥双屿之役，估算在外洋往来走私贸易的海船有1290艘⑨。在中日走私贸易中，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起着很重要的中介作用。他们从长崎把白银运往澳门，再将买来的中国商品运往长崎，如此往来，获利甚巨。葡萄牙人最先敏锐地意识到了中日不和所给他们创造的巨大商机。1555年12月1日，耶稣会士卢伊斯•弗罗伊斯在寄自马六甲的一封信中写道：“对那些欲赴日本的葡萄牙人来说，中日之间的这一不和，不啻是一大帮助；因为，中国人不会到那儿去出售他们的商品，葡萄牙商人便可趁此良机，通过谈判来处理自己的世俗商务。”[13]1543年，葡萄牙人被中国从广东驱逐出来，来到福建和浙江一带活动，随后与中国海盗王直同船到达日本，葡日很快就建立了比较友好的通商关系。1545年，葡萄牙和日本开始通商；1550年前后，嘉靖年间中国海盗王直曾盘踞多年的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成为日本外贸中心；1571年，长崎成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基地。葡萄牙人经营葡日贸易网络进展神速。甚至在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刚刚占据澳门时，葡萄牙人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贸易，还在澳门收容了不少日本人，最终将“里斯本-好望角-果阿（Goa）-马六甲-澳门”贸易航线延伸到日本，建立了以澳门和长崎为轴心、以葡萄牙人为中介的中日间接贸易网络。   由此日本生产的白银开始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所得。葡萄牙历史学家估计，在17世纪初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运出的白银价值超过100万金币。[14]葡萄牙人在日本进展之所以如此迅速，主要原因是，日本沿海诸大名希望借助葡萄牙人，一则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利益，二则获取先进西方火器赢得对其他大名的军事技术优势，①故均优待葡萄牙人。耐人寻味的是，16世纪基督教在日本传播比较广泛，并赢得部分大名的支持，实际上也存在贸易利益动机，美国学者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WhitneyHall）就此指出，九州的若干大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商才接受基督教。[15]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荷兰殖民者，他们在无法取得直接对华贸易的情况下，于1625年非法占据台湾岛南部，切断中国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企图在中西和中葡贸易中分一杯羹。荷兰人以台湾为据点，对福建沿海实行封锁，到马尼拉、澳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印度贸易的船只均会遭到拦劫。中国大陆商船在遭到拦劫后，只好转向与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贸易。据荷兰驻台湾总督皮特•纳依茨（PeterNuyts）在1629年说：“中国船逐渐转到我们这里贸易，在最近五年里，很少有到马尼拉的。”[16]即使有胆敢去马尼拉的，也不敢多载货物。在荷兰殖民者的这种强制贸易情形下，荷兰在台湾与中国大陆商船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如1626年到菲律宾贸易的中国商船载运的生丝仅40担，而到台湾的船只却载运了900担。葡萄牙从事中日中介贸易利润丰厚，一直令荷兰人垂涎。#p#分页标题#e#   荷兰人千方百计拉拢德川幕府，不择手段排挤葡萄牙人在日势力，企图取而代之。1636年，荷兰通报日本当局，在好望角附近一艘葡萄牙船上缴获在日葡人和天主教徒要求葡王征伐日本的一封信件；接着又发现一封致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的“谋反”信件，其内容大同小异。1639年，德川幕府颁发第五次锁国令，下令驱逐葡萄牙人；次年，日本又处死一个从澳门来的葡萄牙使团首脑，葡日贸易网络由此破裂。葡萄牙人被逐出日本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日贸易额大增。他们控制了中国生丝在日本的贸易，每年通过他们之手进口到日本的中国生丝数量自1633年开始上升，1637年为15，000斤，但是到了葡萄牙人被逐出的1640年却跃至83，000斤，翌年上升到100，000斤，此后一般保持在6－7万斤[17]。从日本运出来的大多数是白银，基本上都流入中国。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统计，在明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九年(1560-1601)，日本白银每年出口额是33.75至48.75吨，到17世纪初年，达到130-160吨，约占世界银产量的30％-40％。[18]   结语   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1800年世界经济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有四个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的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19]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贸易逆差，而非洲则靠出口黄金和奴隶弥补逆差。因此，这三个地区都能够生产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供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于是，欧洲只能靠“经营”其他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来过日子，从非洲出口到美洲，从美洲出口到亚洲，从亚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欧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中介。“为了平衡中国似乎永久保持着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20]。日本金银矿山开发在16世纪中叶出现激增，从那时开始，到17世纪前半期的一个世纪，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量最多的时代，金银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大增产，其中以银的增产最为显著。以1596-1623年的50年间是最盛期。16世纪后半叶日本的输出品中，白银据有独占地位。[21]巧合的是，美洲白银的大量开采和出口，也是在16世纪40年代以后，正值晚明嘉靖年间。这个时期中国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一条鞭法改革之后，明代中国对白银似乎有一种无限渴求。一位英国商人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描述，1635年当他的船停靠在澳门时，他注意到他所遇到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机会获取白银，“这种急切程度并没有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而有所降低，一旦得到很快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获取白银的那种无止境的欲望简直难以置信。”[22]17世纪末在菲律宾的西班牙观察者们也是用同样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无止境的欲望”。这种对白银的急切需求解释了为什么在17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商人情愿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来菲律宾做贸易。   可以说，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直接导致了美洲和日本银矿产出的突然剧增，而美洲和日本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则是其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具有高产出、低成本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商品供给。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竞争力，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中国从宋代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繁荣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纪以前，总是经历周期性的货币短缺。每当商业和市场发展，货币供应量就出现不足。废除海禁，与世界各国通商，带来海外大量白银的输入，促成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市镇的兴起。明政府在此形势推动下，改革两千多年来以征收实物为主的田赋制度，明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最终在制度上确立了以银钱取代实物的纳税方式，由此建立起以贵金属白银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说明：如果没有大量海外白银输入，明代银本位制不可能稳定。明代银本位制的一个致命缺陷在于货币供给的不稳定。由于国内白银无法自给自足，大明王朝的白银来源严重依赖海外进口，海外白银输入为明代银本位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由此带来了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   本文的研究还有助于纠正一个错误的史学观：中国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被迫向世界开放。事实上，在1500-1840年间，中国并未”闭关自守”，相反，中国同西方及东亚的国际贸易成长迅速，海外贸易对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和市镇崛起及全国市场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23]。当时的中国，虽然政府还是推行闭关政策，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了，而且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不仅邻近的国家要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或者以走私贸易作为补充，而且遥远的欧洲国家、美洲国家都卷入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使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而作为支付手段的占全世界产量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24]本文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实证资料支持。

摘要：LarrySelinker提出了中介语的概念后，学界对中介语从中介语的定义、特点到其形成模式及对策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中介语是动态的、发展的，而其石化现象也是明确存在的。随着学习者水平的提高，低层次的中介语将不断消失，而高层次的中介语将会出现，并且出现永久性石化现象。关于中介语石化(fossilization)的研究，对二语学习和外语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能对商务英语写作教学带来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中介语；石化现象；成因与对策；商务英语写作教学

1中介语与中介语的石化现象

中介语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72年，Selinker发表同名论文Interlanguage，探索二语习得者所建构的语言系统及规律。根据Selinker等人的理论，中介语是二语学习者建构起来的介于母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过渡性语言，兼有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的特征。结构上，中介语中介语处于母语和目的语的中间状态，特征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这是一个不断从母语向目的语靠近的动态发展过程，通常被视作学习者的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Selinker认为，中介语不断向目的语靠近的过程中，低层次的中介语不断消失，高层次的中介语不断出现。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学习者一些语言项目、语法规则和系统性知识呈现出固定下来的趋势乃至状态，而年龄的和学习量的变化对改变这种固定状态没有影响，最终带来语言石化现象fossilization。另外中介语的结构系统不再变化，也属石化现象。

2中介语石化现象的成因与对策

2.1多视角的中介语石化成因

探讨中介语石化现象成因的角度很多，Ellis从学习者视角把导致中介语“石化”现象的原因归纳为内因的“年龄”和“缺乏适应欲望”，外因的“交际压力”“缺乏学习机会”、和“二语使用反馈本质”。Krashen则考察语言习得过程，把“石化”原因归纳为目的语的输入数量不足、质量不当，学习者情感过滤、目的语输出过滤以及目的语语言变异形式习得，注意到了目的语对中介语石化的影响。而Selinker则从五个方面归纳来了中介语产生的原因：(1)母语迁移(LT)；(2)培训转移(TT)；(3)学习策略(strategiesofSLA)；(4)交际策略(strategiesofSLC)；(5)目的语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ationofTL)，从外语教学的角度来考察中介语的成因，既考虑了学习者本身，也涵盖了语言学习过程和目的语的影响，对外语教师具有借鉴作用和实用价值。而后Selinker，Swain和Dumas(1975)归纳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语言迁移、过度概括和过度简化。

摘要：随着高考制度不断改革，高校扩招形势日益突显，这就需要更强大的师资力量作为保障。“互联网+”时代被引入高等教育，成为高校教学手段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商务英语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专业，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还不够完善，而“互联网+”时代为商务英语教学提供了现代化的教学技术和信息化的网络资源，形成了以科技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移动化教育模式，为培养跨专业、跨学科、跨国际文化的商务英语人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本文主要探讨教师移动化教学能力的现状，通过分析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提出相应的方法策略。

关键词：“互联网+”;商务英语;移动化教学;能力培养

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对外交流不断加强，过境贸易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新时代、新形势要求高校的商务英语专业为国际贸易培养优秀的人才，需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和发展趋势。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改革旧的教育模式，改变传统教学理念，进一步使高校教育与网络化和信息化接轨，更好地利用“互联网+”时代的优势，使教学方法与时俱进，培养出英语功底好、商务知识扎实、外交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这对高校教师移动化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赋予了教师更艰巨的任务。“互联网+”为高校商务英语教学提供先进的现代教育技术和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促成了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移动化教学模式，最终推动了以培养合格的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为理念的高校商务英语教学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市场化方向的进一步发展。

一、“互联网+”时代商务英语移动化教学

“互联网+”战略由总理于2015年3月提出，主要内涵是整合互联网技术与我国的经济实力，使其不断发展壮大。而互联网技术已经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商务英语教学中更能突显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重要意义。“互联网+”时代标志商务英语的教育模式开启了新的纪元，培养英语交际能力强、商务基础知识稳固、经济贸易和管理等理论知识熟识、能熟练使用英语进行商业交往的国际综合型人才，是“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跨时代商务英语移动化教学专业的理论体系、培养目标及教学科研中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对跨文化商务英语教学研究的主要议题，尤其对以往研究之不足进行简要评析。商务英语教学使学生不能单纯地满足于对其他国家的风土人情、社会文化及主体价值观念的了解，除此之外，必须对交际对方的职业文化、个体差异有所了解，了解其他文化的总体经济状况。商务英语专业要培养合格的跨文化商务交际人才，有必要通过科学论证、精心设计，建立系统的立体化跨文化商务交际课程群。

二、“互联网+”时代商务英语移动化教学存在的问题

1.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目前，部分高校教师一心扑在论文和科研上，他们更注重的是职称评定和课题研究，这就导致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和科研成果上，没有多余精力运用互联网对学生进行移动化教学指导。这种在教学态度上不够重视是问题的根源，是目前需要改善的首要环节。例如，一些高校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认真钻研，，导致几年下来部分同学能写出相关论文，却不能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没有真正的跨国交往能力，缺乏商务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缺少真正的实用性人才，这些都需引起教育行业警惕。另外，还有一些年长的教师固守传统的教学模式，一根粉笔书写整个课堂，不愿意学习并使用互联网的相关知识，导致课堂教学呆板落后。2.教学目标不够明确。作为一门综合型专业，商务英语的主要教学目标是为国家培养既精通商务知识又能够灵活运用语言的应用型人才，而不只是研究型人才。因此，如果仅教会学生关于商务英语的理论知识，培养出来的更像是英语专业的人才，而不是跨专业学科的综合型商务人才。教师除了讲述专业知识，还应教会学生具体的应用方法，能够将商务知识学以致用，用精通的商务知识和熟练的语言能力解决真实的商务问题，这样才能使教学目标得以真正实现。3.教学方法不够恰当。“互联网+”时代是呼唤新事物的时代：在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移动化购物中心——各种电商平台；衍生出移动化支付方式——在线支付；创造出移动化交通工具——共享单车，这些都离不开先进技术和恰当方式的综合运用。在教学中，多媒体信息技术作为教育行业最关键的技术方法，没有得到广泛恰当应用。在商务英语的实际教学中，一些教师并没有打破传统教学系统限制，教学媒介采用网络下载的现成的教学设计和课件，笼统地接受和运用在教学中甚至将多媒体当成讲述英文单词的“电子词典”，网络中单词的发音、意思、例句一览无余，减轻了教师的备课负担甚至成为投机取巧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导致学生学习时一味敷衍，无法深刻记忆。4.缺乏优秀的教学资源。首先，商务英语方向的优秀教材并不多，配套的教学资源有限，师资力量相对薄弱。部分教师虽然学历较高，专业技术知识较扎实，但由于缺乏授课经验，不懂得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只是系统、片面地按照互联网上的内容进行讲解演示，导致讲授内容严重脱离实际，照本宣科，课程重点不够明确，没有主次，知识不能连成体系，学生无法深入透彻地理解课堂内容，不会举一反三。例如，个别短语和语法不能结合真实的商务背景进行分析举例，导致学生无法运用到实际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目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现状，从输出驱动的视角着手，将输出驱动假设中的“驱动、促成和评价”三个环节贯穿于大学英语翻译课程中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人本互动和人机互动四个层面。通过对学生进行开放式访谈，发现学生对该教学模式的评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呈现了不同反应阶段。最后得出结论，以输出驱动为指导的互动式翻译教学模式符合当前高校大学英语翻译课堂发展的实际需要，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还要照顾学生的适应情况，不能急于求成。

关键词：输出驱动；互动式教学；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证研究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版）中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需要培养学生“翻译能力”，并从“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三个层面针对翻译材料的熟悉度、翻译速度以及译文质量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但是，在当前我国大学英语教育中，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2013年12月以前，全国大学英语考试中翻译题的比重仅占5%，导致在教学过程中翻译能力的培养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因此，本文将尝试从输出驱动视角着手，将互动翻译教学模式引入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来，以期为我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一些理论层面的参考。

一、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现状

（一）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从当前阶段我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活动的基本现状来看，翻译课程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肯定。虽然当前阶段已经有部分“双一流”大学开展了包括翻译在内的大学英语专门课程，但是大部分地方性高校都没有专门设置翻译课，而且翻译方面的内容在教学中所占比重偏低是不争的事实。

（二）教学模式囿于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效果不明显

0引言

CSSCI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反映了我国人文社科发展的总体情况。最近10年来CSSCI期刊论文呈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150069篇下降到2019年的119866篇。经济管理类CSSCI期刊论文数量与之类似,从2009的48102篇下降到2019年的32397篇。在人文社科研发经费与研发人员稳步增长的今天,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我国CSSCI论文持续下降的原因本质上源于影响因子的操控行为[1]。根据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它是期刊统计年度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年度的平均被引次数,如果能适当降低载文量,那么有可能会提高影响因子。影响因子操控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何况一些研究表明降低载文量不一定会降低影响因子,因为载文量与影响因子无关[2-4]。此外人为降低载文量也会牺牲学术期刊的信息和知识量,不利于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为了抑制载文量异常下降现象,有必要设计反映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的新指标。开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遏制期刊载文量异常下降现象,使期刊载文量与人文社科发展同步;第二,期刊信息和知识密度指标缺乏,有利于完善相关领域的评价指标,从而推进文献计量学的发展;第三,分析信息和知识密度指标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关系,为学术期刊评价提供新的视角和尺度。1994年原国家科委曾经出台过期刊信息密度的考核指标,就是每个印张的论文数量,该指标应用数年后逐渐被废弃。孙景峰[5]认为采用每印张论文数量表示信息密度并不科学。王蔚良、陈咏梅[6]指出论文的学术质量与文章长短没有必然关系。李晓红、冯保初[7]认为限制论文篇幅,影响学术论文的完整性,也不利于学术风气的成长。赵均[8]提出信息密度可以作为定性指标来进行评价,但不宜作为定量指标来使用。论文中包含的知识量测度一直是个研究难点。温有奎[9]提出知识元的概念,指不可再分割的具有完备知识表达的知识单位。传统标引使用关键词或主题词进行标引,以它为基础的信息检索系统可以提供基于主题词、关键词、作者、篇名词、文摘词等元数据的信息检索,甚至全文检索,检索结果是文献集合[10]。从这个角度,关键词是非常重要的知识标引,是知识元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刊论文关键词能反映一定的信息和知识,目前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通过关键词研究学术热点,Atlametal.[11]基于词频变化和机器学习自动估算关键词一定时空内研究热度的变化情况。Zhaoetal.[12]进行关键词聚类研究,根据出现年份进行关键词热点分析。Shaffer[13]抽取论文标题中的词语构建共现网络,通过聚类分析识别新兴研究前沿。余丰民、林彦汝[14]通过基于学术论文关键词词频统计方法,构建研究热点漂移程度模型。奉国和、孔泳欣[15]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词频分析方法,揭示学科研究热点及变化趋势。廖鹏飞,李明鑫等[16]从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尝试从被常规研究所忽略的长尾关键词中探寻领域新兴前沿,提升领域前沿识别的时效性。另一方面是关于论文关键词信息与知识含量的相关研究,李秀霞、程结晶等[17]研究发现,我国情报学期刊的关键词呈典型的负幂函数分布,期刊关键词分布的负幂函数方程参数可作为其学术质量评价的指标之一。安璐、余传明[18]通过计算期刊的关键词数量与方差,指出学术期刊质量的提升不仅依赖于被引频率、影响因子等,更重要的是规划、调整期刊的主题内容。马峥、俞征鹿[19]通过统计期刊文献关键词,设计了“红点指标冶,用来反映期刊内容与同领域的研究热点方向或主题的重合程度,以此评价期刊的学术质量。田大芳、张瑞丽等[20]以《中国图书馆学报》和《情报学报》为例,计算两种期刊关键词相似度,发现两种期刊的相似度有一定波动,但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参考文献作为科技论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包含了一定量的信息和知识,是影响科技论文质量的重要因素[21]。Biglu[22]通过研究SCI数据库参考文献数量对影响因子的影响,发现影响因子和参考文献数量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Corbyn[23]基于Science上发表的50000篇论文研究发现,参考文献越多,论文越容易得到更多的引用。姜春林、刘学等[24]研究发现,高被引论文倾向于引用高被引文献。梁春慧、孙艳等[25]对8585篇化学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高被引论文的参考文献数量明显比一般论文多。张垒[26]对档案学期刊的研究表明,参考文献数量与论文高被引不具有相关性,但高被引论文倾向于引用影响力较高的期刊。综上研究可以看出,关于学术期刊的信息和知识量研究,原国家科委提出的每印张论文数量指标存在不少问题,事实上已经停止使用。关于学术期刊信息和知识量的相关研究,学术界研究思路主要包括关键词分析、参考文献分析等,但目前研究主要目的是研究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或者是研究学术热点,关于信息和知识量测度的研究比较缺乏,事实上迄今为止尚缺乏相关指标。本文以CSSCI经济学期刊为例,基于中国知网的引文数据库,在对学术期刊信息和知识量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载文量、被引刊数、参考文献、关键词等角度多方面选择评价指标,并采用TOPSIS法评价,得到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Information&KnowledgeDensityIndex,IKDI),并研究其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并进行相关讨论。

1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原理

1.1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设计原则

第一,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应主要采用来源指标评价。期刊评价指标包括来源指标和引用指标,前者主要是期刊本身包含的一些指标,比如作者数、地区分布数、论文篇幅、关键词、参考文献、基金论文比等等,后者是期刊的被引指标,如影响因子、即年指标、特征因子、总被引频次等等。来源指标是引用指标的基础,从来源指标来设计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有利于更加合理地对一些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从源头和形式上提高期刊论文质量。第二,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应包括更加广泛的因素。对于学术期刊的信息与知识密度的评价,目前还是个很大的难题,因此测度时应避免视角单一,这样可以降低测度误差,提高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的稳健性。比如应综合考虑载文量、被引刊数、中英文参考文献、国际化水平、关键词覆盖范围等等。第三,信息与知识密度的评价指标主要应选用相对指标。采用相对指标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信息与知识测度的质量,避免单纯追求数量的现象。第四,权重稳健原则。用于测度信息与知识密度的指标有多个,由于处于探索阶段,对于每个指标的权重大小设计尚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宜采用等权重原则进行处理,即摈弃主观评价方法,以客观评价方法进行指标体系评价。第五,避免自然权重原则。自然权重最初由俞立平、宋夏云等[27]提出,是指在多属性评价中由于标准化后指标均值不相等带来的权重偏倚现象。文献计量指标许多并不服从正态分布,自然权重问题会比较严重,所以要采用新的标准化手段,防止自然权重的带来的异常影响。

1.2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指数的评价框架

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框架如图1所示。主要从信息与知识载体、信息与知识内容、信息与知识来源、信息与知识来源国际化、信息与知识影响这5个视角进行测度。信息知识载体:主要从载文量角度进行测度。在版面一定的情况下,假设质量不变,那么载文量大的期刊无疑具有更多的信息与知识含量。载文量是个双刃剑,曾经出现过一些期刊载文量人为加大导致期刊质量下降的情况,后来更多期刊片面认为降低载文量会提高影响因子,因此近年来CSSCI期刊载文量又出现普遍降低的异常现象。文献计量指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管理调节作用,对学术期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适当干预。信息知识内容:采用篇均关键词表示。一般每个期刊都规定了关键词的数量,但有一定的弹性,总体上变化不大。关键词越多,意味着期刊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涉及的范围越广,期刊信息和知识量越多。但是这里面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是关键词的近义问题,由于中文的特点,关键词之间意思相近或相同的情况不少,这里存在信息冗余,目前还没有较好的解决办法。第二是关键词的重复问题,如果期刊专业性较强,必然有很多关键词是重复的,篇均关键词较少。对于这个问题,只能说专业性较强的期刊关键词指标相对不占优势,但鼓励这些期刊增加关键词有利于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还是有利于提高期刊质量的。信息来源指标:采用两个指标表示,分别是篇均中文参考文献和篇均英文参考文献。学术研究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即使是前人的错误也是研究的重要基础。所以不管引用目的是什么,这并不妨碍用参考文献数量来反映期刊的信息与知识含量。需要注意的是,从单篇论文的角度,难以采用参考文献指标来评价其信息和知识量,因为对于单篇论文个体,需要通过论文内容来对其创新进行综合判断。但从期刊评价的角度,因为期刊是若干论文的集合,所以从期刊总体信息与知识量评价的角度,用参考文献相关指标是可以的。信息知识来源国际化:用外文参考文献比表示,这里外文主要是英文,但也包括少量的日文、韩文、德文、法文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即使是人文社科研究,国际交流也大大增强,如果一个期刊引用更多的国外文献,说明其具有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当然由于学科不同,期刊引用国外参考文献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经济学引用国外参考文献比例一般较高,中国历史引用国外参考文献比例较低,但评价一般用在同一学科的不同期刊之间比较,因此这个问题的影响相对较小。信息知识影响:用新扩散因子表示(NewJournalDiffusionFactors,NJDF)。该指标是Frandsen[28]提出的,用期刊被引刊数除以载文量。由于每个期刊的办刊偏好、办刊特色均不一样,一个期刊被引用的期刊越多,说明该期刊具有更多的信息和知识量。这个指标是期刊信息与知识密度测度中唯一的一个影响指标。

知识服务是一种提供以内容为基础的组织产出［1］。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量巨大而知识量小，更突显出知识服务的重要性。科技期刊作为自然科学科研成果的传播媒介，原有的信息服务已不能满足国家、政府、机构及科研人员对知识的需求，科技期刊应从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型，更加密切关注国内外科研环境的变革、国家战略发展中心的变化以及所在行业的发展规划，通过对科技期刊资源、技术、人员等的调整与整合，发挥科技期刊的知识管理能力，提高知识服务效益，提升科技期刊在科技发展中的贡献度［2］。期刊编辑作为科技信息加工者，通过将繁杂、无序的信息转化为系统知识体系（期刊），具有提供知识服务的天然优势，应通过不断提升自身的信息能力，以信息管理和组织能力为基础，以信息获取和检索能力为保障，深入挖掘信息价值，通过目标明确的信息组织形成知识产品、提供知识服务，从而契合时代需求，在完善个人能力的同时促进期刊影响力和贡献度的提升。笔者结合自身所在期刊（以下简称“学报”）的工作实践，从以下3个层次论述科技期刊编辑面向知识服务的信息能力，旨在启发同行、共同进步。

1信息分析和管理能力

对海量信息的分析和管理是知识服务的基础。信息分析指对信息高度敏感，能够准确区分、分类信息，对信息作出快速、准确的判断；信息管理指将信息分类和归纳，按照一定规则建立信息网络框架，构建知识体系，且对该体系进行动态更新。

1.1信息分析

科技期刊投稿的稿件中包含多个维度的信息，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层次和时间、地点、人员、基金等。学报编辑部在收到稿件之后，首先从以下几个维度对稿件信息进行分类：在研究对象维度，稿件研究对象的分布和出现的频度、密度，可说明哪个研究对象受到重视，为把握研究重点和热点的变迁提供参考；在研究领域维度，判断稿件在昆虫学或植保学的哪个领域开展，是昆虫生理、生态、生化、遗传、分类或者害虫控制、昆虫毒理、资源昆虫开发等；在研究层次维度，判断文章是简单现象描述、初步关联性分析、深入因果关系探讨或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理论或技术等。此外，稿件中还包括时间维度信息，如：试验的时间、试验持续的时间；位置维度信息，如试验的地理位置、作者所处的省份和区域；人员维度信息，如参与试验人员分布、研究生数量以及各级专业科研人员的分配等，以及作者中是否有合适方向和能力匹配的潜在审稿人；基金维度信息，如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行业及社会团体等项目支持。

1.2信息管理

将稿件中原始、新颖的信息构建结构化文档，根据上述1.1中分析出的特征对来稿中信息进行高度突出特征的标引，即在对来稿进行信息分类的同时完成对内容的语义化、细粒化的知识标引［3］。将这些结构化的基础性信息格式作为原生数据生成信息管理集约化平台，方便编辑部随时随地、有针对性地获取关联数据，使得编辑部不仅对信息有充分把握和敏捷反应，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信息的扩展功能；通过与第一手信息的密切关联，把握研究领域发展的脉络，及时发现新的创新点，为知识组织提供思路。在信息系统搭建的基础上，在单维度的信息间建立起联系，形成立体、网状、互相关联的网络框架，构建知识体系，并在日常工作中保持该体系的动态更新。同时，建立审稿人实时信息管理系统，对审稿人的基本信息如研究方向、单位、年龄、学历、学位等的掌握之后，持续追踪其研究方向、团队情况、团队核心成员情况、研究兴趣点转化等。审稿人作为科技期刊维持运营的中坚力量，代表研究领域方向最活跃的智慧力量，从信息组织角度对审稿人管理，可组织目标清晰的知识产品，或面对突发事件时可及时地沟通、联络，提出解决方案。

一、学术英语课程设计中需解答和平衡的问题

Dudley－Evans和St．John（1998：145）具体罗列了教师和课程设计者在进行学术英语课程设计时应遵循的标准和要考虑的因素：（1）课程采用精修还是泛修的形式？（2）学习表现是否需要评价？（3）课程是针对现实需要还是未来需要？（4）教师角色是充当知识和活动的提供者还是根据学生的需要充当活动的促进者？（5）课程采用宽焦点还是窄焦点？（6）课程是采用预先学习获得先验还是同实际工作与研究同步进行？（7）教学材料是注重普遍综合还是仅针对学习者的学习或工作？（8）修读该课程应该是同质人群还是异质人群？（9）课程设计是否需要经历与学习者协商过程，还是完全由教师和行政人员制定？笔者在借鉴Dudley－Evans和St．John的基础上再提出六条要着重考虑的要素，具体如下：

1．是教专业知识重要还是教语言重要学术英语教学模式符合

Krashen（1985）的第二语言输入理论，因为该模式可以使学习者直接接触可理解性输入内容从而有助于二语习得。Long（1996）则进一步提出意义的交流在第二语言习得中扮演重要角色，他的理论进一步演化为语言教学的核心到底是意义还是形式，Ellis（2001）把以意义为中心的教学描述为把语言作为达到某种非语言目标的工具而不是学习对象。以语言形式为核心的教学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用的教学等。Seedhouse（1997）认为很难在二者之间进行清晰的划分，传统教学背景下学生在进行专业英语（以意义为中心）学习的同时又有基础英语课程（以形式为中心）的支持。过去，从事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教师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课程内容上，而把语言问题视为英语教师的职责范围。学术英语教学模式力图把二者融二为一，在此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以内容为中心，过程中偶尔会以形式为中心。大学学术英语课程在内容上毕竟需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难度，这就要求教师不但要有扎实的语言教学功底，还要有相当的跨学科基础知识（至少要高于专业的学生）。实践证明，教师用英语对该学科内容讲解得越深入，越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越能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反之，如果教师自身对专业的知识仅是一知半解，再用英语讲解起来就会相当困难，达不到学术英语教学的目标。

2．课程是采用必修还是选修

不同的学术英语课程应该采用不同的课程模式。第一，根据一般和特殊关系，学术英语可分为通用学术英语和专门学术英语，前者由于侧重各学科英语的共性特征，主要训练学生各学科通用的学术口语交流能力和学术书面交流能力，包括用英语听讲座、查文献、撰写论文和参加国际会议等，所以基本采用必修课形式。后者由于侧重特定学科（如金融、法律、工程、医学等）的选词造句、语法结构、语篇特征等，学科性较强，一般应根据学生的需要开设成选修或必修，旨在培养和深化学生在某一特定学科领域的专业能力。第二，学术英语课程也可以根据功能属性划分为知识型、技能型和素质型学术英语课程。在此基础上各高校根据需要可分别开设成必修课程（如翻译、写作）或选修课程（如西方文化、高级视听说等）。不同的开课类型都是为了最终满足学生个体未来从事专业学习和研究，以及未来职业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未来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将由通用过渡课程、学术必修课程和学术选修课程三大类课程组成。

3．是采用大班教学还是小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