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胀”成世界性问题中国未能置身度外 日本有影响的媒体《每日新闻》最近报道：从7月份起日本将有数百种商品上调价格，预测未来的日本食品业将被“涨价潮”所席卷。食品“涨价潮”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原料小麦价格的飙升；在于投机资金的炒作；在于“新兴国家经济发展、需求扩大已使农产品价格迈上一个新台阶”。①这是通货膨胀在日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再将目光转移到西方。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刊载国际清算银行的警告和呼吁：必须放慢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以遏制全球性通胀的压力。国际清算银行的判断与预测应该受到世人的重视，因为，正是这个国际组织曾几乎预测到了2008年至2009年的世界金融及经济危机。国际清算银行说：“长期的低利率也给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风险，尽管当初实施这些政策是为了降低风险”。②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当前中国的通胀正在延续。就连以不同的速度淡出社会的老年人都能强烈地感觉到这种“通胀”，并凭借着自己的经济条件与理财能力“战通胀，保值增值；抗通胀，其乐无穷”，将“战通胀”做为本年“老年人理财稳中求胜的首要目标”。③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逐步加剧，经济增速缓性回落，人们担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经济滞胀的心理预期越来越浓烈。那么，本次通胀的形成原因是什么？治理通胀的对策又在哪里？这是写作本文进行探讨的主要意图。 二、中国“通胀”的主要成因分析 （一）中国反“金融危机”中货币供应过量的滞后影响（即翘尾因素）。2008年中期，中国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迅速采取一系列重要的刺激经济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扩大内需战略、启动庞大的投资计划等，如“工业品下乡”、“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再如“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举措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肆虐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兑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获得了全世界的广泛赞誉。但这些举措中过多投放货币，做为反危机措施的“滞后负面效应”必然对今日的通货膨胀起到重要作用。就是说，当年应对“危机”货币量过度投放对通胀的“滞后影响”在一定时期内将难以消除。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率从2008年11月的最低点14．8％猛增至2009年11月的最高点29．74％；货币M1增长率从2009年1月的最低点6．68％迅速地攀升到2010年1月的最高点38．96％，是1997到2009年的平均增长率15．7％的2．48倍。④货币供应量急剧扩张是物价上涨的重要拉动力。中国经济运行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滞后期在一般情况下约为6至10个月。货币供应量增长与其对通货膨胀变动的滞后的共同作用是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使中国面临着输入型通胀的极大压力。2010年，美国继续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元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及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是形成中国通胀的一项重要因素，它至少从两方面影响中国：一是进口渠道，初级产品进口价格指数2010年涨幅高达40－50％，这极大推动了中国工业产品成本的上升；二是受比价效应的影响，国际商品价格上涨拉动中国境内商品价格联动上涨。如201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农产品期货价格大幅上涨，同期，美国棉花期货价格指数上涨超过120％，“联动”效应使中国郑州期货交易所棉花期货价涨幅达90％；棉花外，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涨幅受美国影响约在20－30％。由此看出，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2009年，中国原油进口依存度52．5％，铁矿石进口依存度69％，80％的大豆需要进口）。面对美货价格上涨，中国国内物价确实难保“平价”的超然态势。 （三）货币化进程的特点是影响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自1978年至199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7％，通货膨胀率为7．5％，广义货币（M2）年均增加25％。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中国货币化率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71．8％上升到2008年的158％，其间，2006年甚至出现165％的高位。⑤横向与美国、英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货币化率处于高位，以2006年为例，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M2／GDP）之比，美国为54％，英国为107％，日本为143％，欧盟（12国）为80％，韩国为136％，马来西亚为127％，泰国为87％。以M2／GDP的比值（亦称为马歇尔K值）来衡量，中国的货币化程度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国长期如此高的货币化率，一旦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经济领域中的超额货币供给将会形成一般动力甚至带来通货膨胀。为什么中国货币化率如此之高？主要因为自然资源资本化、劳动力资本化、资金要素资本化、技术要素资本化、管理要素资本化等扩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再通过广义货币乘数的放大导致M2的扩张，推动了中国货币化的加速进行。 先来看自然资源资本化。以煤炭为例，1985年以前，中国煤炭定价权由国家控制，是年这种定价制度开始松动，1993年起煤炭定价开始向市场价格过渡，2006年底，煤炭价格完全实现市场定价。1990年时，煤炭平均销售价格为43．85元／吨，2005年时已上升到270．2元／吨。1978年，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分别是62770万吨标煤和57144万吨标煤；到2007年，两项指标已别达到235445万吨标煤和265583万吨标煤。煤炭市场价格的实现与生产量、消费量的猛增，导致煤炭资源的货币化力度加大。中国的房地产货币化过程亦如此，1997年至2008年，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年度土地购置费用从247．6亿元上升到5995．6亿元。伴随着农地流转进程的加大、农村宅基地的整顿，会有更多土地资源进入货币化的范畴。#p#分页标题#e# 再来看劳动力资源资本化。劳动力资本可以理解为劳动力包含的为未来提供收入并不断增值的资本，指资历、才干、知识、技能等。以“农民工”为例，改革中的“农民工”（尤其是老一代农民工）其重要的特征是劳动强度大、生存条件差、劳动力价值低廉。有人计算过，仅仅因为工资差额（同工不同酬）和不享受社会保险等两项，农民工为中国城镇经济积累、贡献的资金就达11．6万亿元。⑥ 第三，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各种资源（如居民存款）通过产权化、证券化以及金融票据化转变成可流通的金融资本。以股票市场为例。从1992年到2007年，国内A股市场投资者账户数从835万发展到1．5亿，股票筹资额从94亿元发展到3852亿元。第四，技术要素资本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要素不表现为货币化，它的配置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完成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明显，有力地验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一方面，为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速科学发展和技术转移，政府对“科技”的财政投入逐年加大。另一方面，2008年，有2．6万项科技项目通过技术市场的交易调剂，成交金融数额高达488．3亿元，较2007年增长幅度达11．2％。⑦技术要素资本化的加速及规模扩大，推动了中国货币化的进程。 （四）连续多年的基础货币的“超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增长年年均超过25％（此前几年，年均货币增长率为17％左右）。至本次通胀形成的2010年1月，中国M1货币增长率达到38．96％的高位，2010年11月M1货币的增长率虽有下跌但仍处于22．1％。过多的货币供应必定形成潜性的通胀。中国货币超额发行的原因较多，但最主要的是外汇占款增加所引致的基础货币增加。第一，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导致中国外汇占款增加。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外汇占款以外汇储备资产为主，当央行买卖外汇时，就要放发或回笼等值的本国货币，出售外汇时，基础货币减少；买进外汇时，基础货币增加。中国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的情况下，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亦增加，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大幅上升。第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吸引了国际热钱不间断流入。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内利率几次上调，必将增加投机资本向国内的流入，热钱流入必将导致外汇供给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亦会随之加大。市场观察，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将保持升值趋势，这一趋势将鼓励外部热钱流入和国内货币超发。 （五）本次“通胀”中，“食品”涨价的推动力极大。这揭示出中国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和流通领域中的囤积居奇和投机炒作。农业生产中存在盲目性，是因为农民信息不丰富，他们无能力把握市场瞬息万变的需求形势，加之农业生产结构相对稳定性特点，造成农业产品供给与食品市场需求不能合理衔接问题，当前猪肉价格的飞涨“一路高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层面上“猪肉价格与去年同比上涨57．1％”。⑧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因此，各级政府有责任帮助农民建立和健全农产品生产的信息平台，及时向农民市场动态，用信息指导下的农业生产去取代农产品的“天种人收”的被动现状。而去年发生的“蒜你狠”、“逗（豆）你玩”，则问题主要是出在市场流通环节的人为炒作上，或流通“梗阻”，或投机囤积。 三、多管齐下、抑制通胀 本次通胀持续时间较长，2009年底已经开始，2010年逐步加速，至11月时出现通胀第一次波峰（CPI同比增长5．1％）。2010年中国通胀加速，表面上是食品价格上涨所导致，人们至今仍对“蒜你狠、豆（绿豆）你玩”记忆犹新。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主要因素有三方面：自然灾害影响农产品产量下降，加剧供求矛盾；投机炒作；流通作梗费用增加。之后，在一系列治理措施共同作用下，通胀水平的形势有回落趋势。但今年上半年又有抬头，至7月初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指数飙升至6．4％。中国“通胀”的力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所处环境之复杂是历次“通胀”之最，中国政府与人民面对的不只是抑制“通胀”的单一目标，而是面对抑制“通胀”，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稳定社会、和谐民生，应对国际形势诡谲局势的综合任务。我们必须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统筹策划、多管齐下，采取综合措施将中国的通胀抑制在3－4％的适度范围内。 （一）实行“稳”中抽紧货币政策。央行的年度工作会议曾决定，2011年，中国将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即在着力明确货币政策针对性前提下，强调政策的有效性。兼有灵活性，以保持我国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笔者以为，在当前通货膨胀继续抬头并有发展的形势下，央行执行一般的“稳健”货币政策已不足以抑制通胀，而应该调整为稳中抽紧的总货币政策。由于受“金融危机”冲击，也出于中国政府对全世界的庄严承诺，200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将“保增长”定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由紧缩而转为适度宽松。进入2010年后，全球应对“金融危机”而超发的货币引起全球性通胀预期抬头。对此，我国先后曾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二次上调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与“金融危机”期间比，货币政策渐渐回归常态。实际操作上，2010年，中国货币政策已经向“稳健”调整和转变。现在看来，货币政策的“稳健”力度还不能适应要求，货币政策即要着力抑制通胀，又要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要应对国际经济形式的风云变幻。要在多种矛盾的漩涡中寻找平衡。此时，货币政策应以稳健偏紧为宜，今年7月，央行决定对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这次“上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三次加息，也是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五次加息。今年以来央行“一月一提准（存款准备金利率）、隔月一加息（利息）”的紧缩调控节奏，表现出从紧的货币政策。需要注意的是，货币“从紧”不应排除恰当的“灵活”，否则，一味“抽紧”，会出现企业倒闭、失业累积等方面的被动局面。#p#分页标题#e# （二）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实际有效汇率适度升值，调节贸易收支和国内供求。近年来，美国由于贸易赤字问题一直压迫人民币升值，国内也有主张加快人民币升值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观点。近期的通货膨胀加剧又引发一些人士主张加快人民币升值来应对输入型通货膨胀。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适度上升，有利于刺激进口，抑制出口，减少顺差，平衡国内总供求，抑制通货膨胀。但短期内大幅上升将会对出口形成较大冲击，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最高升值幅度近30％，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时人民币盯住美元后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危机后尽管有所回落，升值幅度仍然近20％。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度的把握、升值时间的选择需要十分高超的设计，即要适时，更要适度。中国在近期应坚持参考一篮子货币，保持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实际有效汇率适度升值。如果美元兑其他主要货币不发生较大的波动，短期内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宜大幅升值。如果全球外汇市场上美元发生较大幅度贬值，引起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放宽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升值速度和幅度，有利于减轻能源、原材料进口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问题。 （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对CPI变动的影响很重要，研究认为在10％－20％间⑨。因此，中国需进一步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及税费改革，在国际贸易的初级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中争取更多的主导权和定价权。当前，美国、欧洲资产负债规模扩张，财政状况恶化，更需要警惕和重视外部因素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四）释放改革成果活力，对冲“通胀”消极力。当前中国物价居高不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7月中国CPI指数已高达6．4％，⑩如果仅限于食品类，涨价幅度更已超过17％。各方面的通胀预期很高，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计日趋艰难。在这种情形下，应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条件进行科学地搭配组合，以对冲“通货膨胀”的消极力。第一，开辟宣泄过多货币资金的“分洪区”，应该研究并抓住时机开放与民生直接相关的，社会广泛需求的短线行业，如民办教育、民办医疗、民间金融等，降低其准入门槛标准，吸收并利用社会资金，满足社会需要。第二，进一步促进中微企业的发展，有条件时通过减少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利用税费杠杆的调试缓解中微企业当前面临的压力，以稳定市场供应，以保证社会就业的基本面不出现过大波动；第三，当前，一方面宏观政策上要通过加息等手段抑制通胀预期；另一方面又要下力气改善一些中小企业的信贷环境。如，有许多中微企业有更新设备的内在愿望，但遇到资金不足或短缺的“拦路虎”，如何对这批中微企业适度放大贷款，如何使这类企业经过筛选而进入银行的授信范围，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五）加强对公众通胀预期的正确引导。通胀预期在通货膨胀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通胀水平较低时预期是收敛的，这时引导预期可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实现，从而达到抑制通胀的目的；相反，当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通胀预期是发散的，这时，由于货币供应量的效用明显降低而难以通过它来引导通胀预期。中央银行要同时考虑货币供应量和通胀预期的作用，肩负起正确引导通胀预期的重要任务，加强对公众通胀预期的引导，防止由于预期的不稳定导致通货膨胀的进一步上升。 （六）发展农业生产，“菜篮子”和“米袋子”安全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一是各级政府应帮助农民建立和健全农业产品市场变动的信息预测平台，并向农户发表指导生产的相关信息。二是财政部门要积极配合支农信贷资金的投入，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促进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为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三是努力稳定中国的粮食生产，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加大农产品的供应力度，确保“菜篮子”和“米袋子”安全。四是稳步提高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格，增加对粮农的各种补贴。五是积极营造农民就业和创业的环境，拓宽农民收入渠道，使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七）严厉打击恶意哄抬物价、投机炒作行为。一是严格控制以食品类价格为代表的物价快速上涨，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不法行为，确保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信心；二是加大对捂盘惜售、圈地不建、投机炒作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规范和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三是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不执行相关政策或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相关领导，要进行惩戒并要追究相应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