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产业转移能力的干扰体

中西部产业转移能力的干扰体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率先开放和区位优势,抓住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发展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工业,从此引领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出现“民工荒”、“电荒”等现象,以及地价房价不断上涨和交通拥挤等问题,生产要素供给趋紧,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急需“腾笼换鸟”把部分产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完成从规模扩张向结构提升的转变。与此同时,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作出重大调整,鼓励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中西部各个省市区也无不希望承接产业转移,藉此快速大规模地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   有关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层面,其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是由赤松(Akamatsu,1962)提出,经大来(Okita,1985)、Vernon(1966)和小岛(Kojima,2000)等人不断完善的雁型模式理论,该模型指出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Vernon,1966)、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是雁阵式的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原因。[1]刘易斯借鉴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同样把产业转移与比较优势的变化相联系,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指出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由于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2]在产业区域转移的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上,邓宁(Dunning,1977)认为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区域优势和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优势是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主要原因。上述理论分别从产业、产品、企业的角度考察了产业转移的原因,其实质是反映了新古典分析框架内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条件下比较优势的转移以及与此相关的产业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NEG),更加关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并存的现实世界中的产业转移现象,基于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的相互作用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产业集聚和转移的微观机制,他们强调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是决定区域产业转移的关键变量,认为运输成本的下降也能促进产业的集聚、扩散和转移。[3]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同地区间经济上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因此上述理论虽然多为国家层面的产业转移理论,却可以作为中国区域产业转移研究的借鉴,如蔡昉等(2009)提出大国雁阵模式并指出中西部地区具有承接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4],刘志彪等(2008)从构建国内价值链的角度提出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内迁入中西部地区。[5]   产业区际转移作为发达地区实现产业升级,欠发达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备受国内学界和政府的关注,中西部地区对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已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关注的学者较多,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影响产业承接能力的核心要素,如王礼茂(2000)根据对纺织产业的研究指出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是影响产业承接能力的主要因素[6],彭连清、詹向阳(2007)在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环境与区域转移趋向后发现运输成本和基础设施是沿海企业产业向内陆转移考虑的主要因素[7],陈建军(2002)在分析浙江向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发现市场是吸引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产业区域转移应围绕重要交通干线由沿海向内陆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扩张[8],陈耀等(2008)认为在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已丧失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散和区位再选择时,中西部地区要着力创造有利于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软硬环境,首要是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9]第二类是对产业承接能力评价体系的探讨,如展宝卫等(2006)提出的产业转移承接力概念认为,产业承接力是产业承接地集聚转移产业的吸引力、准确甄别转移产业的选择力、稳固接纳转移产业的支撑力和融合提升产业的发展力等多种作用力的综合系统[10],孙君军(2009)认为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信息系统保障能力、经营管理运作能力、发展环境支持能力四个方面。[11]第三类是从具体产业的角度进行量化分析,如惠调艳等(2010)采用因子分析法实证分析了陕西软件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12],苏华等(2011)运用熵值法对中国各个地区高技术产业的产业承接能力进行了量化分析。[13]目前,利用宏观数据对区域整体产业承接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研究的还相当少,本文将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现有数据全面深入分析我国中西部省区整体产业承接能力的影响因素。   二、变量和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择   根据上述理论和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归纳出承接地的下列因素和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相关:1.承接地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2.承接地的要素成本;3.承接地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4.承接地的基础设施;5.承接地的资源禀赋(区位和人力资本享赋);6.承接地的产业承接政策。   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是市场导向型产业转移的重要解释变量,这是因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进行产业区域转移的最重要的目标,特别是近年来有的外销企业在海外市场增长乏力甚至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是进一步拓展和巩固中西部市场,较大的市场规模和较高的市场潜力将吸引到更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承接地的生产要素成本是关系企业的运营成本,许多沿海企业向中西部转移就是看到中西部相对于沿海地区要低廉的要素成本,劳动力成本和用地成本是产业转移企业考虑的重要因素。基础设施是关系企业市场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东部沿海企业转移投资对承接地的基础设施水平有一定的要求,水电路三通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条件,而网络和通信设施则关系到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和企业与外界的信息共享与互通。产业承接地产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和投资规模,而承接地经济和产业发展规模与结构则体现了其产业发展的基础实力。此外,产业增加值高说明了产业发展的活力,因此,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也是沿海企业进行转移投资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产业转移企业而言,承接地是否具备一定数量的掌握特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本是其进行直接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地理因素一直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临近产业输出地区,交通便利的地区接受产业输出区的辐射距离近,和产业输出区的交通距离短,无疑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承接地政策是转移企业投资决策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政府的支持是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如税收优惠、企业融资、人才吸引、企业或产品的宣传推广等方面都会给企业带来现实的利益,从而有利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p#分页标题#e#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14个能表征这些因素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其中表征承接地政策的NUM1和表征地理因素的NUM2为虚拟变量,见表1。产业转移是通过企业直接投资实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并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和产业规模,最终导致产业的空间转移[14],因此,我们以省外境内的投资来表征区际产业承接能力,以实际吸收的内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   (二)模型与数据说明   使用2005-2010年间中西部12省市(S1,安徽;S2,重庆;S3,甘肃;S4,广西;S5,贵州;S6,河南;S7,湖南;S8,江西;S9,宁夏;S10,陕西;S11,四川;S12,云南)的数据,以实际吸收的内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以SNZ表示),以表1中能表征本文前面归纳的承接地产业转移引力影响因素的指标作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其中,i=1,2,3,,n(n=10),截面的个体,表示承接产业转移的各省区;t=1,2,3,,T,已知时间段,T=6。yit是被解释变量对个体i在t时的值,指某省某年实际吸收内资NDI;xkit是第k个非随机解释变量对各省市i在t时的值,kit是待估参数,it为常数项,uit为误差项。关于本文中的省区取舍标准,本文的研究对象中的中部地区不包括工业化基础较好的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和吉林,考虑到内资在山西、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的区位选择更多地受当地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如受能源和自然风景旅游资源的影响,我们将这7个省区排除,2010年之前湖北省没有对全省的引进内资进行统计,因此,我们只对余下的12个省区进行检验。   2005-2009年的解释变量数据来自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2010的统计数据来自各省市区2011年统计年鉴,其中土地价格是用每年的土地购置费用除以当年购置土地面积来度量,人均高速公路里程数用每年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除以当年年末总人口数来度量。政策方面,安徽、广西和重庆分别于2008年7月、2008年8月和2009年9月开始提出建立部级产业承接示范区,四川5.12汶川大地震后各地对灾区展开对口援建,该指标安徽、广西2008年后为1,此前为0,重庆2010年该指标为1,其余年份为0,四川2008年前为0,之后为1。根据各省市是否毗邻转移企业主要迁出地长三角和珠三角,NUM2分别取1和0,无时期变化,为个体时期恒量。被解释变量为实际吸收内资NDI,安徽、江西和云南的数据分别来自安徽经济合作网、江西省对外经济合作办网站和云南省招商合作局网站,其余各省市区来自各自当年的统计公报。   三、计量分析与结果讨论   (一)解释变量的筛选   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常分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模型,根据模型个体效应是否随机则可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其中混合模型即为以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的模型,而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是面板数据分析中常用的模型。本文首先将含价格因素的变量剔除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对非比例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后用LNNDI、LNMARK1、LNMARK2、LNLC、LNLP、LNISF1、LNISF2、LNIAV、LNGDP、LNHC来表示。将上述解释变量中的非虚拟变量逐一与政策虚拟变量ZC一起对被解释变量LNNDI进行双变量回归分析,考虑到每个省份吸引内资能力有不同的自身特点,本文采用截距随个体变化的常斜率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其中为常数项,即在解释变量作用之外各省区自发吸引内资水平的平均数,0i为省区i的特有影响因素作用对常数项的偏离,反映了每个省份吸引省外资金的不同特点,但我们主要关注解释变量对地区产业承接能力的影响,因此下面只给出变量的估计值及其统计量,而每个省份的0i估计值将不被列出。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见表2。解释变量LNGDP、LNIAV的显著性说明了承接地经济和产业发展规模与产业承接的正向关系,MARK1、MARK2和GROWTH1的显著性反映了产业转移的市场寻求型特征,印证了前文关于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对产业转移吸引力作用的分析。人均高速公路里程和上网人数的显著性则说明交通和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对吸引产业转移有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存量也具有显著性,但其符号与预计的相反,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也具有显著性,其符号也与预计的相反,本文认为原因在于要素价格并非仅是吸引产业转移落户的原因,产业转移带来的要素需求的增长推动了要素价格的上涨,因此,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和引进内资数量成正相关关系。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则不具有显著性,说明承接地企业的效率水平和增长指标并不是转移企业考虑的主要因素。另外,所有具有显著性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也具有显著性,政策虚拟变量在12个回归结果中,只有和LNGDP一起回归不具有显著性,为节省篇幅,表2中没有逐一报告NUM1的回归系数、t值及显著性。   (二)多变量回归分析   为了克服上述双变量检验不能剔除其他相关因素影响的弊端,我们进一步用多变量回归分析来研究所有因素对产业承接的影响。上述具有显著性的解释变量中LNGDP和LNIAV分别为经济总量指标和产业发展规模指标,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用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产业承接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已包含了产业发展规模因素。一般的,从支出方面衡量GDP,GDP也包括消费的因素,但考虑到中西部省份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的收入来自于大量的为东部发达地区创造GDP的流动劳动力,因此,我们保留LNMARK2解释变量。LNISF1和LNISF2同属于反映基础设施水平的变量,存在相关的共同趋势,通过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得到验证,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分别选取其中可决系数较高的LNISF2变量作为分析对象。另外,经过判定系数法检验,G2和其他变量间存在较显著的线性关系,因此在多元回归中也予以排除,这样,对产业承接吸引力影响因素的分析就集中在国内生产总值、国内市场规模、国外市场规模、网络通讯发展水平和政策五个解释变量上,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对这些变量的回归分析仍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建立关于NDI与这些因素关系的对数模型如下:回归结果如表3。   根据表3中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拟合效果均很好:根据两个模型调整后的R2,分别高于0.999和0.91,模型拟合精度很高,且模型(2)的拟合效果比模型(3)更好。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场规模和网络通讯水平是影响中西部省区产业承接的重要因素:在1%的水平上,LNGDP、LNMARK1、LNMARK2、LNISF2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这支持了前面对于上述解释变量单独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是各地吸引国内省外资金最重要的因素,根据模型(2),地区GDP每提高1%,NDI增长0.96%;而同为市场规模变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系数要远高于出口,说明产业转移企业更为看重的是本地市场。产业承接政策也是影响产业承接能力的重要因素:产业承接政策变量在前述双因素回归结果中不全显著,而在两多元回归模型中均达到1%的显著水平,说明中西部省份实施有力的承接产业转移政策可显著提高产业承接能力,在这里支持了前文关于承接地政策作用的分析。根据模型(3),地理因素不具有显著性,说明毗邻长三角、珠三角并没给相关省区产业承接带来实质的明显优势。#p#分页标题#e#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的主要结论:我们利用2005-2010年中西部地区12个省区的省级数据建立面板模型,逐一验证相关文献中总结出的区域产业承接能力的影响因素后发现,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基础设施水平、经济规模和产业规模水平的提高能显著促进区域产业承接能力提升,吸引内资能力增强。生产要素成本解释变量也显著,但是和引进内资之间是正相关而非部分文献中提出的负相关关系,究其原因是沿海地区的产业内迁带动承接地生产要素需求的增长,从而要素价格增长。而承接地企业的效率水平和增长指标解释变量则不显著。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多元回归后,我们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本地市场规模承接地基础设施水平、和国际市场规模对引进内资有显著作用,其中区域经济总量是影响产业承接能力最重要的因素,而在市场规模因素中,转移企业更为看重的是国内市场规模。同时,产业承接政策也对引进内资有显著作用。通过多元混合模型我们进一步发现,是否毗邻产业主要转出地的区位因素对产业承接能力影响不显著。   结合上文的分析结果,笔者对中西部省区提高产业承接能力,扩大内资流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中西部地区增强产业承接能力最根本的是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区域经济规模。中西部地区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是吸引沿海地区企业内迁的重要筹码,要扩大消费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强对人们经济消费的引导,调整消费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培育消费热点,更新居民的消费观念,促进消费升级,同时要加大对农村市场开拓,扩大农民消费,另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免除消费后顾之忧,也是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基础设施建设是吸引区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中西部应该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应大力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地区的信息化水平,以有利于产业转移的物资、人员和信息流动。国外市场对产业转移也有一定影响,在全球经济不断融合的背景下,企业同时面临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西部地区应为企业出口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提供更为周到的服务,如简化进口出口环节管理手续,减少收费等。完善产业承接政策对中西部地区提高产业承接能力有重要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机构来说,应积极实施用地优化、税收优惠及金融支持等吸引内资的优惠政策,设立多种形式的承接产业园区,因地制宜地规划产业引入,提升产业承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