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央商务区指一个大城市里主要的商业活动区域。这一概念1923年产生于美国，当时定义为“商业会聚之处”。中央商务区高度集中了城市中经济、科技和文化等资源。作为城市的核心，中央商务区具备金融、贸易、服务、展览、咨询等多种功能，并配以完善的市政、交通与通讯条件，是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枢。随着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以及人们环境意识的不断强化，中央商务区的发展直接面对的是成本提高、交通拥挤、国际竞争激烈和专业分工细化带来的挑战。同时，中央商务区的发展还始终面临着重大的生态挑战，如：非自律的人工生态系统高度聚集产生的生态过载，高能耗与高污染影响下的环境恶化，极限效率下的人文缺失和快速发展带来的文化断裂等问题。以上这些历史特征决定了中央商务区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绿色社会构想与建设探索并进的过程。在城市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中央商务区的发展愈发注重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保护，对能源的高效集约利用，对微观气候与生活环境的改进，对生态系统与其多样性的保护以及对城市活力的保持等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城市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央商务区绿色思想的演进 中央商务区绿色思想是一个逐步由浅层次对生态技术的研究向深层次对社会人文生态发掘的过程。这一思想是城市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中央商务区发展历程相统一，与生态思想相结合，与科技发展相伴随，并受到20世纪高速发展的社会文明的深刻影响。“作为一种解决城市危机的经验主义的系统方法，它是解决各时期中央商务区面临的生态问题的探索过程。”［1］（P143）在不同的社会发展背景下，绿色思想的侧重点不同。这一思想主要包括：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社会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加速，中央商务区建设将自然环境引入其中，改进城市环境，追求健康生活；1950—1970年代，理论界经历着现代主义的反思与改进，对能源危机的思考和城市微观气候的考虑成为中央商务区发展的主要议题；1980年代后，全球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生态环境的营造中，中央商务区也将可持续发展与整体社会观作为发展的新方向。 （一）健康生活的追求 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中央商务区在这样的工业化浪潮中诞生了。早期中央商务区以商业为主的多元功能混合模式使其紧凑而充满活力。但商务区中电车、马车、行人相互拥挤，垃圾、废水、嘈杂的声音与怪异的气味充斥其中。面对这样的问题，将自然环境引入城市中心、创造健康的生活环境，成为中央商务区绿色思想发展的主要方向，它包括城市美化运动、中央商务区人类生态学的研究和集中主义的城市中心构想等。 1．城市美化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美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如住房、城市卫生环境、交通、社会保障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城市美化运动应运而生，其核心思想就是恢复城市中失去的视觉秩序与和谐之美，采用古典主义加巴洛克的风格手法设计城市；其目的是恢复市中心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吸引力而进行的景观改造。［2］（P59）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城市美化运动是一种追求更有生机的城市环境的有效途径，同时也对中央商务区中人群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积极的绿色思想传播至世界各地，影响了费城、新德里、堪培拉等众多城市建设及社会生活的发展。 2．中央商务区的人类生态学研究 20世纪初，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基于人类生态学、重视经验研究并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为研究特征的芝加哥学派对芝加哥城市的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他们运用生态学基本原理，通过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探索人口动态、食物和能源供应、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经济活动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而研究早期中央商务区与城市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主要包括伯吉斯的同心圆模型理论、霍伊特的扇形模型理论、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模型理论。3．集中主义1922年，柯布西耶在《明日之城》中提出城市中央区规划24栋60层摩天楼的模式；1925年，在巴黎中心区的改建中，他提出应将建筑向高空发展，降低建筑密度，提高人口密度；1933年，在《阳光城》及《雅典宪章》中，他进一步明确了城市中心区集聚发展模式。柯布西耶主张通过技术改造，辅助城市中心区完成集聚功能，在“小用地”上创造“大城市”。他通过提高密度与高度解决拥挤与用地紧张，争取更多绿地；提倡用立体交通系统联系城市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3］（P17）通过这样的方法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中最需要的阳光、空气、公园、林荫道和大型公共空间，从而强调人、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寻找解决大城市生态危机的出路。 （二）未来主义的绿色思想 20世纪中期，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时期。50—70年代，中央商务区专业功能高度集聚，商业办公楼大量兴起，现代主义城市中心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也带来了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受到能源危机以及郊区化和商业空心化的不利影响。在后现代思潮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影响下，中央商务区规划出现了“绿色反思”倾向，各种未来主义理想城市陆续出现，它们以一种紧缩的方式，试图通过技术手段缓解中央商务区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危机，解决能源资源与环境问题，并激发中央商务区的社会空间活力。 1．高科技应对中央商务区危机 （1）城市几何学。城市几何学以明确的形态和精确的数学系统追求空间和交通的效率。在经历20世纪初技术乐观后，城市几何学逐步应用于中央商务区的基础设施、交通系统等方面，利用数学方法对人们的活动进行描述，将数理分析渗透到人们的工作与生活中。60年代后，在改进现代主义中央商务区的基础上，将几何学的超高层与自然相结合，在追求城市运行效率的同时，构建适合人们使用需求的美好空间环境。#p#分页标题#e# （2）共生思想。60年代，共生思想将进化论和再生过程引入规划，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等方面，对中央商务区的绿色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60年，矶崎新提出“空中城市”的方案，针对东京用地紧张、人口密集等带来的城市问题，将新的城市活动覆盖在既存街区之上，通过这样的方式使社会活动的更新有机化。这样的尝试对中央商务区功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重要的影响。［4］ （3）微观生活环境。60年代“穹隆城市”方案提出，在曼哈顿顶部设置一个穹顶，通过控制微观气候缓解中央商务区近地层的微观环境危机，为城市生活塑造舒适的空间环境，这种“绿色思考”也引发80年代后规划界对中央商务区微观环境的更多考虑。 2．中央商务区空间环境活力的塑造 中央商务区空间环境活力，指使用者在工作环境中所感受到的环境满意度、思想精神的愉悦程度，主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程度。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面对现代主义中央商务区的各种挑战，60年代后空间活力的塑造成为中央商务区绿色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60年代，由波特曼提出的“协调单元”步行交通成为中央商务区主流的交通组织形式。［5］其中，完善型协调单元，适用于传统中央商务区活力的延续；改造型协调单元，以生态适应的方式，应用于传统中央商务区的复兴；新建型协调单元，用于整体控制和连续引导新中央商务区的开发。这种多重利用模式的“协调单元”应用于亚特兰大桃树中心、旧金山艾姆巴卡迪罗中心等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增强中央商务区空间活力的同时，为相应区域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这些“协调单元”逐步发展为70年代后中央商务区内依托多元社会功能聚集效应，形成功能协同、空间紧凑、抗风险能力强、24小时繁荣的综合体，成为城市空间环境活力的新场所。雅各布斯于1961年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出“城市功用多样性”与“基本功用混合”思想，并依据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提倡通过混合小街区、不同年代的老建筑增加居民的舒适性和安全感，诱发大城市的中心多样性和活力，增强中央商务区空间环境活力的延续性。［3］（P129）与提倡人口高密度观点一致，“拥挤文化”成为70年代中期曼哈顿本质的最好概括，其认为生活内容“拥挤”的高密度文化带给人们的恰恰是愉悦，这样的“拥挤”能够提升中央商务区空间环境活力，为城市相关地区的生活与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3．能源危机与环境危机 二战后西方各国经济迅速恢复，城市开始大规模扩张，一系列能源危机与环境问题也随之产生。1952年12月在英国伦敦和1955年在美国洛杉矶发生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使得城市环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同时，在中央商务区的发展实践中，受1962年《寂静的春天》、1972年《增长的极限》的影响，城市规划者对能源与整体环境的思考越来越多。此时，向高空要空间，节约土地和能源成为众多建筑师、规划师追求的目标。1959年荷兰产生了整体主义和整体设计思想，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环境，以全面分析人类生活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对社会环境的深入分析，给其后巴黎拉德芳斯中央商务区的建设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此外，依据“微缩化—复杂性—持续性”的集中原则，产生了“建筑生态学”，以高度集聚的形态、步行交通和太阳能利用，将能源消耗、土地占用和生态污染减至最小。 （三）生态思想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发展，但生态环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并提出“人类的定居和城市化工作必须加以规划，以避免对环境的不良影响”。80年代后，受生态城市思想风潮的影响，中央商务区的规划研究进入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阶段，生态技术逐步应用，探索中央商务区的可持续形式、可持续性研究与控制条例逐步实施，在中央商务区开发中活力追求方式进一步生态化。 1．生态思想在中央商务区规划中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后，中央商务区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各大城市的核心区，生态设计逐步应用于众多新城市中央商务区的建设中。其典型理念是在场所和建筑设计中运用的生物气候优先和低能耗原则，这极大地利用了城市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并尽可能地减少了新建环境及人文社会活动对周边生态要素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些努力为中央商务区所在区域，甚至整个城市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部分方法和具体原则在不同地区具有特定的地域性，但是生态、可持续性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马来西亚著名生态建筑师杨经文，在充分考虑地域生态和微观气候（热岛）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中心区摩天楼的绿色开发，引入空中庭园和“垂直城市设计”思想，并从“气候生态学”发展到“生态设计”。［6］他以盘旋而上的露天绿色平台和景观坡道对中央商务区破坏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增加了其对周边城市立体空间的环境贡献；并考虑了太阳能和中水的利用，以及自然通风和混合模式能量使用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 2．中央商务区可持续空间形式的探索 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保留更多的环境资源以塑造空间品质，许多中央商务区的可持续空间形式被设计出来，主要以瑞吉斯特和罗杰斯等人提出的构想为代表。“绵延数英里的大树、屋顶植物园、可移动的温室横跨建筑的顶部、给动物鸣禽和人提供遮荫、歇息的场所、五层楼之间的天桥上不断有步行或骑车的人通过、人工瀑布给周围带来凉爽、尽情地呼吸新鲜凉爽的空气。”［7］（P180）这是可持续空间形式基于生命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构想的城市中心区意向。它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要交通方式，以紧凑多样、高效节能、充满活力并与自然协调为目的，以适宜技术为手段，以改变生活方式、把人们从破坏生态的汽车时代唤醒为理想。中央商务区可持续空间形式的另一主要代表是“新陈代谢”的系统思想。它将自然资源定义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主张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城市中心区建设，提倡由大规模公交体系联系的紧凑型多中心布局模式形成完整的社会生活系统。［8］（P30）在1995年上海浦东中央商务区概念规划竞赛方案中，这一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避免金融商贸与城市生活割裂，6个各具特征的8万人紧凑居民区通过公交网络联系在一起，10分钟内步行到达。办公、商贸、购物和文化机构靠近交通节点，居住功能以减少汽车和能耗，改善空气质量，鼓励步行或骑车等非机动车交通，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开放公共空间。#p#分页标题#e# 3．中央商务区可持续规划实践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外城市中心生态实践研究开始出现，对推进生态城市中心规划，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及观念上提供了重要经验。同时，由于对生活环境与空间品质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生态法规和制度在各地中央商务区逐步实施。1983年，旧金山规划委员会制定指导中央商务区微观气候布局、完善城市形态、保护邻里环境的法规，对旧金山中央商务区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4年，华盛顿州贝尔维尤、波士顿对中央商务区风环境的控制，有效缓解了由于建筑高度及间距引起的近人地面风速过快的问题，为绿色中央商务区的建设营造出良好的近地活动空间；1971—1992年，“波特兰中央商务区指导规则”把控制的重点转移至建筑空间与人的交互关系，利用对建筑空间的灵活组织增加社会活动的多样性。时至90年代，随着对绿色技术的不断深入研究，系统的评估体系逐步应用于各国的中央商务区建设及人文活动的指导性文件中。典型的绿色评估体系，包括英国建筑研究院环境评估方法（BREEAM）、美国的能源与环境设计导则（LEED2．0）、日本的建筑物综合环境性能评价系统（CASBEE）、香港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HK－BEAM）等。绿色评估体系虽然主要针对中央商务区的技术指标进行控制，但对区域内社会活动的丰富性及多层次化也起到了促进作用，从另一个层面实现了中央商务区人文生态活力的可持续发展。 4．中央商务区活力追求方式的生态化 面对城市郊区化对中央商务区的负面影响，20世纪末，以激发活力为主要目的中央商务区复兴，在商业开发上走向对生态和可持续方式的探索。其中，以公交与步行为主导的生态交通、公共环境质量与人性场所、多样复合的功能体系、多层次向心空间结构等成为主要发展方式。采用以上发展方式的中央商务区遍及世界各地。新加坡中央商务区将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带动区域活力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对城市轮廓线、步行系统、历史街区进行着力打造，提高人们工作生活质量及舒适程度，将绿色作为中央商务区发展的名片。悉尼中央商务区以“生活的城市”为理念进行开发，以发达的步行系统促进交通功能的持续发展，为社会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交通体系，促进中央商务区活力再生。曼哈顿中央商务区则规划与周边居住交界地带联系的林荫道，并结合曼哈顿岛地下步行计划，将中央商务区的活力延伸至城市空间的多个层面，增强了空间的层次感，为丰富的活动提供了新的载体。 三、中央商务区绿色思想发展的展望 通过对中央商务区绿色思想的研究与实践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央商务区绿色思想涉及生态学、社会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中央商务区绿色思想的未来发展作出三个方面的展望。 （一）资源、能源集约利用的绿色思想资源、能源问题是中央商务区可持续运转的最大瓶颈，绿色思想将会发展以下对策：增强规划弹性与合理确定的土地开发强度与模式，促进地上、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以及经济功能与空间形态的有机协调；增加空间的多样性，避免高密度开发造成的建筑遮挡、噪声、污染以及给建筑能耗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空间效率与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用绿色方式应对供给、冲突、交通、活力带来的挑战。 （二）环境品质与居民健康的绿色思想中央商务区生态系统的初始形态建设，尊重本地区域环境的承受极限，使其功能与进化形式相适应，以保证环境品质与居民健康。通过中央商务区物质空间形态的生态优化，避免不良风环境、大气污染与噪音污染，建立高效循环的废弃物清理系统，有机组织绿化体系，创造宜人的微观气候环境，保证物种多样性并缓解“热岛效应”和净化大气，保持清洁、健康的环境，进而增加环境舒适度。通过有机组织绿色景观与生态脉络，构建完善的非机动车交通系统，增加人文活动场所并鼓励户外活动，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提供各种娱乐和休闲场所，形成多样空间，增加市民选择的自由和户外交往，消除社会隔阂，避免高密度的拥挤、单调、封闭使人产生焦虑、烦躁、紧张的心理状态，消除工作压力，增加使用者的安全感，降低犯罪率。 （三）经济、社会、文化活力的绿色思想绿色思想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技术提升的基础上，增强中央商务区在城市中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城市中最具活力、经济社会效益最佳的区域。有机统筹中央商务区的商务功能和生态绿色功能，提高经济空间效益。注重各类建筑与城市空间的有机衔接，重塑宜人的街道，推进中央商务区空间的公共性，提供多样交往空间，增加空间绿色趣味。将城市元素作为信息媒介，发挥公共艺术及社会文化生活在中央商务区中的积极作用，延续文化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