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版权输出的问题及化解途径

图书版权输出的问题及化解途径

 

一我国图书版权国际贸易的困惑与检视   作为一种知识传播和文化交流的有形载体,图书的国际贸易源远流长。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以及版权保护与利用制度的建立,图书实体及其版权权益逐渐成为重要的经济性资源。我国是世界文化与技术发展前沿的文明古国,过去曾居于图书输出大国的地位。自平安时代遣唐使和有留学生始,日本来华的僧侣和留学生就搜集了大量的汉籍带回日本。[1]两宋文化兴盛,图书出口更是遍及东亚各地与海外。[2]当代,国际间图书贸易进入繁盛时期,我国图书出口事业与快速提升的国家相比却落后了。若从结构上分析图书国际贸易,我国实体图书的进出口在持续了多年逆差后,在国家和出版企业的大力扶持下,2006年出口量已达到736万册,进口360万册,还初步实现了实体图书贸易的数量顺差。若与实体图书比,图书版权贸易是目前最弱的短板。   图书版权作为现代图书贸易活动的主流模式,是实现图书国际贸易平衡的重点攻关方向。随着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版权的签署与全球推行,版权贸易日益成为国际图书贸易的主要方式。我国图书国际贸易的着眼点也从实体图书的出口扩展到图书版权的国际输出。和实体图书贸易一样,图书版权也经历了长期的失衡。自1992年正式加入版权公约以来,出版社才初步适应了国际版权贸易规则,但由于我国的图书版权贸易起步较晚,发展还很不成熟。[4]我国在1990-2000年十年间引进与输出的总体比例大约是5∶1;在2001-2004年间,由于WTO体制的正式确立,国外图书版权大量进入我国市场,引进与输出的比例达到10∶1。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通过金水桥计划、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多项扶持措施的实施,[5]2004年、2005年开始有好转的迹象,版权出口与进口比例分别达到了0.13∶1和0.15∶1,连续两年小幅递增。   在2006年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版权输出合同首次实现了图书版权贸易顺差。2008年,我国政府颁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在加快版权产业发展和加大版权保护力度方面的专项战略任务,指出要大力扶持版权相关产业发展,支持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时代特点作品的创作,要完善制度,促进版权市场化,充分发挥中介组织在版权市场化中的作用,推动版权出口和文化输出事业。作为我国图书“走出去”战略的优先发展方向之一,我国图书国际版权贸易正由困惑转向生机。[6]版权贸易不仅将成为我国图书出版事业与国际主流趋势接轨的重要途径,也将在我国图书出口战略实施中显示了巨大的文化和经济价值。   二我国图书版权国际贸易的起点与接点   随着图书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受众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当前,国际图书版权贸易已进入买方市场时代,传统的作家中心主义受到越来越大的局限。特别是对于版权国际贸易的后发国家,只有在整体上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接受以受众需求为出发点来组织生产的现代企业经营原则,才有可能规模性、持续性地提升国际业界地位。日本动漫产业的成功就得益于现代产业链运作,以读者反馈好的杂志连载漫画作品为基点来营造庞大的综合产业规模。[7]   由于各国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化和多样性,版权出口面临着许多制度性障碍。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时,图书版权的单向输出特征比较明显,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要实现国际出口,就必须在优势领域集中投入人力和资金资源重点突破。以近年来文化贸易输出快速增长的韩国为例,1978年至今的三十年间,以版权形式出口的韩国图书中占据第一位的是漫画领域(37.1%),之后是儿童领域(27.3%),而文化(15%),语言(6%),技术科学(5%)等图书难以成为气候。总之,视觉性强且需要翻译的原文分量相对少的领域的出口显示上升趋势。[8]日本漫画,就成功地突破了语言文化的区隔性,占据了全球漫画市场的60%,其出口欧洲市场和美国市场的规模超过了亚洲市场。而我国版权输出如何把握好自身的起点与国际的接点呢?本文认为有三:   (一)悠久史脉,不竭之基。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以历史、武术、医药养生等为代表的特色东方文化是能够获得国际关注亲睐的,其他类型的题材也应进行针对性的挖掘和组装。科技出版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限制更少,所以亦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军。[9]在关注民族特色文化题材的同时,还要重视国际文化语境的开发。有学者强调多元文化背景的国际性视角对于华文文学作品版权成功出口的具有重要意义。[10]对于文学类作品而言,讲述文化碰撞与交流的题材是一棵长青树。   (二)重点突进,兼及他径。版权出口应考虑区域化市场的特殊性,以市场细分理念为指导进行突破和经营。台港澳及东南亚华人聚居地区是我国图书版权出口的桥头堡,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有研究预测,未来5-10年内大陆简体字图书在台湾地区的销量将有高达10倍以上的增长空间,达到台湾地区图书年销售码洋的20%以上。[11]这类市场能够吸取各类题材的华文图书。与之相比,欧美地区对东方传统文化和旅游地理类书籍集中关注,是这类题材的版权出口目标国。   (三)校准接点,弱化助抗。在产品形式上,应客观认识到语言翻译、体例编排等技术细节的重要性。在注意力经济兴起的21世纪,要重视出版物视觉的国际接点,比如采取英文目录和简介的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国际出版对我国图书版权的注意力。[12]我们在策划、设计和出版环节上加强对目标市场的调查、推销和改进工作,尽可能使实体内容得到形式上的完善,弱化因技术性问题导致的输出助抗。版权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具有智力成果和物质财产的双重属性,具有可复制、重复以及分离使用等特点。目前,我国版权出口的主要模式是由我方组织作者提供作品,对方负责出版发行,版权归属于我方,给对方付酬。这种版权模式灵活性不够,交易双方缺乏前期沟通协作。若采用综合化一体操作模式,建立起采购定制协作机制较为主动,即进口商调查和选择国内市场需求品种,并和出口方进行充分交流,再由出口方提供相应类别题材版权。当然,这种贸易模式,需要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以持续的合作应对选择调查的成本。   三我国图书版权国际贸易的三思与建言#p#分页标题#e#   (一)不世之略的国际性版权贸易平台   出版产业不仅是内容制造和加工产业,而且更重要的是以版权要素为核心提供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版权产业。作为版权产业应该具备包括版权生产交易主体、版权交易客体在内的完善的版权市场以及版权市场保障体系。每年我国都有大量的文化创意产品面世,但交易不畅成为了制约版权产业发展的瓶颈。构建版权交易中心,可以很大程度地改变目前我国版权贸易落后的局面。[13]过去在版权交易发展的早期,由于具体国情和时代的局限性,区域性的版权交易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支持。然而,我国图书产业作为一个整体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整合版权交易平台资源,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交易中心就成为了远见卓识的不世之略。如何推动国际版权交易平台及其制度体系的建设呢?本文认为,须在现有的国内出版物交易中心/会展的基础上进行择优整合,以国内领先的区域文化产业聚集区为依托,由政府支持打造具有国际视野和影响的文化版权交易和输出平台。过去,我国图书版权贸易的弊端主要表现为数量失衡、省区失衡和区域失衡三大失衡问题。[14]实际上,省区和区域失衡正是对文化和产业集聚差异的市场反映。国际版权交易平台正是以发达的文化产业为支撑的。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之所以成为全球版权交易中心,与当地长期繁荣发达的图书创作文化和完善强大的图书制作、出版与营销产业分不开的。从我国的文化格局和产业布局来看,北京是我国政治文化科技中心,对外交流中心和出版中心,具有非常丰富的版权资源和十分方便的对外交流优势,开展版权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5]因此,北京、上海等地当成为国际性图书版权交易中心的应然选择。就具体设计而言,版权国际交易中心运营平台将集版权作品登记、版权交易合同备案、版权查询、版权认证、版权公告、版权展示、版权交易、版权维权等功能于一体,既符合版权管理部门的需求,又能满足版权企业市场化运营需要,以形成一个上下游良性循环、功能完善、开放式形态的版权产业链。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网络版权交易平台也将成为必要的设置,特别是对于国际版权交易的信息、前期遴选和沟通作出导领。   (二)不费之惠的图书版权出口贸易协会   由于引进图书的竞争日趋激烈,导致我国出版社在版权贸易的购买条件(预付金和版税率)方面呈水涨船高之势。[16]对于版权出口来说,我国出版企业在资本规模、专业能力、人才资源、实务经验和营销渠道等方面是存在缺陷的;一是作为企业个体的国际竞争能力相对薄弱,二是版权出口不仅是企业个体的营利性业务,还牵涉到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制度完善、市场咨询等多方面的基础性工作。由于资金投入大、直接收益慢,个体企业不愿承担,从而阻碍了行业整体的进步。目前,我国在印刷、出版等专业领域都组建有行业协会,在进行量卓有成效的运转。但是,图书版权出口是一项具有高度专业性的系统工程,现有的行业协会组织不甚了解该领域的独特的专业性,且一些协会组织往往还保留着某些政府管治色彩,难以在充分市场化的国际图书版权交易领域中发挥作用。因此,完全依靠市场主体力量,在国家主管部门指导下,以不费之惠之举,组建的图书版权出口贸易协会,专事对我国图书版权出口贸易的市场指导和权益协调,国家不司行管和财物力,实为明智之策。   图书版权出口贸易协会的工作重点主要是面向国外,通过参加国际书展、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等,宣传、推介本国的文化产品;通过在其他国家建立办事处等机构,维护本国会员的权益。[17]比如美国出版商协会、英国出版商协会、德国书商协会等,既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国内政策导向与业界协调,也在国际市场上充分发挥了法律保障、市场咨询、政府沟通等制度性功能,更是国际版权法律体系及其市场规则的积极构建者和推行者,为推动本国图书版权出口、保护版权拥有者利益作出了巨大贡献。日韩等国,虽然这些协会性质有所异,但这些协会始终代表着整个出版行业的共同利益,成为向上与政府、向下与出版者沟通互动的桥梁。[18]图书版权出口贸易协会在组织的成员构成上,要改变一般行业协会的单一性,按照产业链进行一体化整合,除吸收传统上分离的出版商协会、书商(图书营销商)协会、作者权益协会以及版权交易机构协会等中介性组织的有效元素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外向型协会,须组成一个图书版权贸易相关市场主体的利益联合体,以充分发挥系统协调、整体推进的效能。在组织机构建设上,重点建设专业推进实体和智囊团机构,强调专业服务职能而非管理职能,比如韩国出版文化委员会建立的出版研究所,就为韩国图书贸易的战略转型和前沿实务开拓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组织管理体系上,要在自治原则基础上把握好市场协调和政府指导之间的协调,一方面为增强行业协会的市场适应性、主动性和灵活性,确定协会的民间自治社团性质,以协会的自治性质促生协会成员市场化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在政策扶持、资金援助、市场开放等方面争取获得政府的指导与助力。   (三)不可或缺的版权交易服务机构   我国书刊出版行业与国际接轨程度尚低,[19]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版权出口贸易服务机构的缺失与人才的匮乏,包括图书翻译和推广机构等。版权贸易既涉及到特定国度受众的思想意识、文化追求与价值取向,又涉及到出版人的出版理念、选题策划、营销技巧、开拓创新和果断决策,[20]要求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单就语言障碍而言,图书翻译工作就成为版权输出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出口图书翻译往往需要高额费用,对时效性和适备性的要求都很高,出版社往往难以承担,不少优秀图书版权由于翻译费用无法落实而失去了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   站在版权世贸视阈上看,版权市场与机构在出版业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贸易网络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都要求专业版权机构成为市场间的接点,发挥其连通交易双方的关键媒能。同时还要求版权机构备具业务纵深挖掘力,使双方求取更多利益。在版权的服务种类上的突破,开拓图书以外的衍生产品的业务。[21]因为版权业是微利行业,需要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能稳步发展,品牌、信誉和创新是版权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2]虽然我国在版权贸易规模有限的当下,要依靠有限的市场发育出完善的版权机构需假以时日,但而版权机构的不成熟又反过来制约了版权贸易的扩大化。这一悖反现象是不能漠视的。本文认为,在启动初期,国家可以通过专项基金、财税优惠、人才培训补贴等措施,催促版权机构和翻译机构的勃发。嗣后,再纳入规范。#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