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陆玉芹 单位：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
教育是国家的基石。中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知识认同、人才培养的潜在中坚,作为学制系统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中等教育改革的成败,关系着整个学制系统的畅顺与否,关系着各类国民教育之间能否和谐统一。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演进告诉我们,“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的诞生,中等教育才完成了它的根本性的变革。”[1]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新学制在施行过程中,受到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社会对此褒贬不一。在时下教育部紧锣密鼓地征集《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意见时,更有学者撰文“温故壬戌学制”[2],该学制再次引起国人关注。1922年新学制颁布之时正是钱穆执教中学之始,本文以他1922—1930年执教中学的实践为切入点,阐述他对中等教育改革的批评和建议,从而阐发其中等教育观,希望能为当今中等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22年秋,钱穆辞去无锡老家的小学教职,接受厦门集美中学的聘请,开始了他的中学任教生涯。钱穆在集美学校担任高中部、师范部两个毕业班的国文课。他扎实的学问功底不仅得到了两个班同学的认可,而且也得到了校长叶渊的称赞。由于集美学校环境优美,藏书丰富,教学之余,他以读书为首务。当时他对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很感兴趣,以读《船山遗书》为主,他不但通体细读,而且还注意笔录,积累了不少资料,这为他后来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庄子纂笺》提供了不少帮助。1923年5月,集美学校发生学潮,钱穆因不满意学校开除学生的做法,辞去教职,返回了无锡老家。钱穆返回无锡不久,当年秋天便转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钱穆进三师执教为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所推荐。他在无锡三师任一、二年级的国文课,按照学校的旧例,国文教师必随班递升至四年级毕业,而且每个国文教师每年必须兼开一门课。钱穆第一年开文字学课,第二年讲《论语》,第三年讲《孟子》,第四年讲授《国学概论》。当时的钱穆虽没有钱基博有名,但是他熟稔古籍,又善于下苦功钻研学问,所以讲授时有许多新的见解,很受学生的欢迎。据他当年在三师的学生、当代著名新闻学家、原《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国文课特别重要,一周五天有国文课,还有几小时读经课。我就听了钱先生一年课。这一年,他教《论语》、《孟子》。他教得与别人不同。他喜欢创新,喜欢突破别人做过的结论,总是要自己想,执著自己的见解。学生们对他很钦服。”[3]81
无锡三师是钱穆一生中正式开始从事著述的地方,他在研习这四门课时,自编讲义,后来根据讲义,编成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后改名为《孟子研究》)两本著作。教学与研究紧密联系,这种认真的教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方式对他以后的教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无锡三师这四年里,是他一生中较为愉快的一段时光,“三师风气纯良,师生如家人,四年未遭风波”[4]142。1927年秋,由无锡三师同事推荐,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任教学校最高班的国文课,兼任全校国文科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钱穆在苏州中学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据他的学生、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胡嘉回忆,钱穆“讲解古文,巧譬善导,旁征博引。他的‘国语尽皆吴音’,但吐音明白,娓娓动人。有时高声朗诵,抑扬顿挫,余音绕梁……讲课同时,他又讲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还教学生做笔记。我因记录详细,并参考各书引证,受到钱先生的赞赏。”[3]87由于时局动荡,教育部门经常发生拖欠教师薪水的情况,因此许多老师罢教,然钱穆“独上堂不辍”,他认为“学校欠发薪水,乃暂时之事。诸生课业,有关诸生之前途,岂可随时停止”[4]142。不管时局多乱,生活多苦,钱穆坚守岗位,承担了一份教师所应有的责任。因为他相信教育可以救国,可以培养爱国激情,可以传承中国文化。
二
1929年,钱穆在苏州中学结识了当时学界名流顾颉刚,顾颉刚对他的新著《先秦诸子系年》非常赞赏,认为“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去大学教历史”[4]148,并说自己受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的嘱托,代为物色有学术前途的新人,并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任教。由于苏州中学校长汪典存的盛情挽留,钱穆谢绝了中山大学的聘请。1930年6月,钱穆的又一力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第7期上。此文的刊出,澄清了清末民初风靡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的学术冤案,破除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在北平学术界造成了很大震动。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被燕京大学聘请,从此开始了他的大学教学生涯和治史历程。钱穆虽执教大学,但对当时的中等教育改革却是十分关注,加上他1922—1930年八年的中学执鞭实践,使他对南京政府的中等教育改革有更深的认识,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一)中学“非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应该“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目标”。“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教育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经全国教育联合会充分讨论的“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康国民为基础,承担升学与就业训练两大任务,是新学制对中等教育阶段的设计”[5]157,此学制关于中等教育目标定位明确,升学与就业并重,这既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为社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5]15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本上沿用了1922年的新学制,但更加强调必须提高教育效果及学科标准,因此加大了中学课程的科目和难度,加重了中学生的学习负担。钱穆指出:“民十七至民二十七此十年间江浙平津一带而论,则中学校课程已不嫌其过松,而嫌其过紧。专就学业知识论,似乎所望于中学生者,已嫌过高,而不嫌其过浅”。钱穆认为,各个阶段的教育都应有其宗旨与目标,“各阶段之教育,本各有独特之任务,中等学校非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中等教育应该与大学教育不同,“知识学业之传授,并不当占最高之地位”[6]51。
青年期的教育,主要应该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目标,而传授知识和技能为次要的。然而当时“一二十岁上下之中学毕业生,已渐具书生气,精神意识已嫌早熟,至大学毕业,年未壮立,而少年英锐之气已消磨殆尽,非老成,即颓唐。”如此而来,“精神意气早熟早衰,社会活力日以沦澌。倘更不于当前青年教育加以矫挽,国族前途,复何期望?”[6]52一语中的,直指中等教育学生负担过重之要害问题。针对当时中学生“掩目于书本文字之中,体魄衰而精力糜”的旧病,钱穆提出中等教育首先应重视青年的体魄与精力的增强。他认为一个健康的体魄对一个人的一生的发展尤为重要,而中学生正处于青少年的发育期,各个方面的可塑性都很强,因此没必要在这一期间只关注于学业的传授,因为知识是无止尽的,而应该锻炼青少年的体魄,培养他们的意志和情操。那么,如何做呢?钱穆“当尽量减少讲堂自修室图书馆工作时间,而积极领导青年为户外之活动。自操场进至于田野,自田野益进至于山林,常使与自然界清新空气接触。自然启示之伟大,其为效较之书本言说,什百倍蓰,未可衡量”[6]52。在钱穆看来,一个理想的中学校园环境,“当使学校一切田野化、山林化,使青年一入学校,恍然于一种新生命新境界之降临”[6]54。体魄与精力的增强,除了走出校门走近自然外,还可以通过学校内开设体操与唱歌课程来实现。钱穆认为体操、唱歌课好似儒家礼乐,这两门科目应为学校教育的最高科目,每日必修,不可或缺,师生同时学习,不分上下。初级中学应以乐为主而礼次之,高级中学则应以礼为主而乐副之。#p#分页标题#e#
初级唱歌,适宜多用些舞蹈,以弘扬和平为宗旨,以大合唱的形式为主,以达到活泼动荡、开拓学生情趣、畅悦他们胸襟的目的,同时辅助一些晨夕劳作、健身的游戏以及郊外的远足等活动。而高中生应该以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大规模的山林眺览夹辅并进,以竞技运动和一些庄严肃穆的歌曲加以辅助,其他的如童子军青年营等训练都应当切实重视。钱穆主张,“凡学校师生生活,皆当以礼乐为中心,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慧为目的。而知识技能之传习,则降而次之”,但也有人怀疑如果这样的话,则会造成学生学业下降,钱穆认为“不知苟其人体魄完固,精神充健,意志定而情趣卓,则智慧自开敏,知识技能虽粗引其绪,他日置身社会,自能得路寻向上去”[6]54。钱穆认为当时的中学课程改革只有两条路,即“精”、“简”。只有这样,学生们才能精力充沛,神智自生,“否则如买菜求多,学海深广,青年力弱,终有没溺之患”[6]55。钱穆这种中等教育理念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中学生阳光体育、素质教育十分相似,符合中学生心理身理特征,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成长,有利于为国家民族培养健康优秀的人才。
(二)“中等教育当以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为主体”。钱穆认为中国创办新教育,始终脱不掉两大弊病:一是实利主义,一是模仿主义。实利主义的缺陷主要是眼光短浅,不能从本源下手;而模仿主义则是依葫芦画瓢,照搬硬套,不能对症下药。钱穆耳闻目睹了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教育模式下中学生急功近利的社会心理。各地的中学生在投考学校时,报工学院的人十分拥挤,而理学院却很少;文法学院中报经济学系的人非常多,其中经济系的课程如银行簿计会计管理为最,报经济学原理者又次之;哲学系最不受关注,即使报哲学系的学生,五个人中至少有四个人是学西方哲学的,最多只有一个人学中国哲学。在文学方面同样如此,学习西洋文学的人远远多于学习中国文学的。这样的事实背后透露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尚都是“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的教育精神在作祟。钱穆不禁自问:“若非为实利主义,何以群趋工科而不习理科?若非为模仿主义,何以群习西洋文学哲学而鄙弃本国文哲”[7]57?所以钱穆指出民国三十年来的新式教育,实际上并没有摆脱模仿与实利。实利是目的,模仿只是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而已。
钱穆针对当时中等教育的弊端,提出了“文化教育”和“人才教育”两大口号,两大口号互为表里,“乃主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7]57。“文化教育可以纠正新文化运动以来之一味模仿,人才教育可以包括时下科学教育专重实利主义之偏狭。”文化教育是手段,人才教育是目的,为实现此目的,他认为当时中等教育方面要作如下改革:第一,中学应分为普通中学和职业中学两类。普通中学主要为文化人才的教育而设置,职业中学则为培养职业技术的专门人才而设立,性质不同。为做好学生的分流及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钱穆认为国立大学中以文理学院为中心,其他的专门学科,比如医工农矿渔牧学等应因地制宜,多设一些独立学院,同大学中的理工学院分开。前者为文化人才教育而设,后者为养成职业技术之专门人才而设,如此中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按照钱穆的构想,凡是接受普通中学教育的人,其主旨是与大学中文理学院的教育相同,被看作国家教育的骨干。而各职业中学与各项专门独立学院就象枝叶一样,作为附属的事物,它的施教、课程的安排,可以偏重实用主义教育,也可以模仿外国的成功模式,但不能作为国家教育的主体。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他还建议应多设各项补习学校、职业学校、专修学校,与普通中学并行。第二,中学教育的课务应以本国语言文字之传习为主。钱穆指出,文化教育最重要的方面应该是文字教育。“一国之文字,即此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之记录之宝库也。”[7]59由于1922年的新学制主要采用了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其教育理念颇受美国影响,青年学生主要精力花费在学习外国语言上,着重学习外国名著,而轻视研读本国的语言文字,“二十年来,各大学、中学学生之晨夕孜孜披一卷而高声朗诵者,百分之百皆诵英文,绝无一人研读本国文学者。若有之,其人必为侪偶所腹诽,所目笑,而彼亦将引为奇耻大辱”。这种思想的存在,导致中学毕业生都没有阅读本国古代书籍的能力,钱穆痛惜道“彼乃不啻生在一无文化传统之国家。
彼心神之所接触者,仅限于眼前数十年间之思想事物而止。彼之情感何从潜深?意志何从超拔?趣味何从丰博?胸襟何从豁朗”[7]60?这样的教育怎能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怎能使中学生感受中国的灿烂文明?针对这样的情况,钱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必须以能够阅读本国的古籍为中学毕业的最起码标准,因此必须调整课程和课时,他建议关于各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授时间,最多不能超过研习文字文学课程的一倍。而对于外国文字文学研究的时间,最多也不能超过本国文字文学研究时间的三分之一。此外,一方面在大学里培养一批能够胜任中学国文科目的教师,另一方面由国立编译机关翻译大量外国书籍以减少学生学习语言的时间。高度重视研究本国的语言文字,有利于培养中学生扎实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不仅培养了他们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而且对自身文化素质的积淀大有益处。“若使青年能读一部《论语》,读一部《庄子》,读一部《史记》,读一部《陶渊明诗》,彼之所得,有助于其情感之陶冶,意志之锻炼,趣味之提高,胸襟之开广,以至传统文化之认识,与自己人格之养成,种种效益,与上一堂化学听一课矿物所得者殊不同。然不得谓其于教育意义上无裨补。抑且毋宁谓教育之甚深意义,实在此而不在彼”[7]59。
(三)中等教育应重视真正的“国史教育”。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古史辨”运动影响到中学,使师生不相信古史,“疑古”成为一种社会思潮。时在中学任教的钱穆主张治史不应专以疑古为务,“疑非破信,乃立信”。钱穆并不反对疑古,但与古史辨派不同的是,他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治古史的最高目的。他认为应以信疑伪,考而后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推翻古史。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就是先破后立的硕果,此文使晚清以来经学上激烈的今古文之争顿告平息,在近代经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由于此文的深远影响,加之顾颉刚的再次推荐,使得既无学历又无文凭的钱穆得以进入燕京大学执教。钱穆在中学教授国文,到大学后讲授历史,他开始反思中学历史教育存在的问题:“一是中学文科教育高唱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结果课程支离破碎,漫无准绳;一是中学理科提倡科学教育而未得其方,大学专门之风气浸寻波及于中学。”[6]54#p#分页标题#e#
钱穆认为应该尊重国史,重视国史教育,提出“真正的中国人就必须学习中国史”和“历史有助于养成民族的自信心和自信力”的观点。他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唯一起码的条件就是诚心爱护中国,不是空洞的爱,“应该对中国国家民族传统精神传统文化有所认识了解”[7]65,这便是史地教育最大的任务。钱穆反复强调历史教育工作者要善于挖掘国史中的精华,并用来教育中学生,培养中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意识。钱穆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和研究心得,结合当时抗战的现实需要,指出了历史、文化与民族之间互为依存的关系,“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作为民族生命渊源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目前的抗战,便是我民族文化的潜力依然旺盛的表现”。史地教育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易辞言之,不在于对依然知道爱好国家民族的民众作宣传,而在于对近百年来知识界一般空洞浅薄乃至于荒谬的国史观念作纠弹。更要的,尤在于对全国民众依然寝馈于斯的传统文化,能重新加以一番认识与发挥”[7]69。钱穆反对歪曲历史,反对空洞浅薄的历史谬论,对史学界盛行的“重估一切价值”的观念对中学的影响十分担忧,他强调在抗战的危急关头,应通过真实的国史教育来培养学生的爱国激情和民族意识。
三
钱穆对中学教育的批评和建议主要发表于1941年的《大公报》(如《改革中等教育议》)和1942年《为四川省教育厅中等教育季刊》(如《从整个国家教育之革新来谈中等教育》)上,此时身为大学教师的他,看到由于大学强调专精教育和留学教育,从而影响了中学的培养目标。由于大学提倡“专精教育”,“时论多主提高中学程度以为大学专精之阶梯”[6]51,由于大学提倡出洋留学,所以“大学各科教科书,几乎十之七八以采用西洋原本为原则。大学新生,以先通一种外国文为及格标准”[7]58,使得追求升学的中学生将主要精力投在外国语言文字上。1922年,钱穆从事中学教育时正是“新学制”颁布时,民国新学制中关于中学教育的规定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学制系统的合理部分,又在制定过程中结合本国国情不断加以修订,浸透了大量学者的心血和汗水,所以就总体格局而言,比较科学合理。但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战争对学校的摧毁,学制在具体实施中存在不少问题,如由于缺乏经费、师资、教材、设备、校舍,不得不增开大量的选科;由于就业困难,许多中学生转向投考大学等。钱穆针对当时中学课程繁多、学科纷杂、片面追求升学等弊端,主张青年学生应增强体魄以开发智慧,应感受经典以培养情操,应学习国史以增强民族意识。
与师范教育、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言,民国时期的中等教育相对来说是个薄弱的环节,社会对此关注也不够。钱穆对中等教育改革的批评和建议,完全来源于他个人的实践,并与其研究中国历史的心得相结合,更出自于他对教育事业的关注与热爱及对民族振兴的使命与责任。他不仅对中等教育改革的具体问题如培养目标、课程改革、课时调整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而且对中等教育改革的理论问题如教育与文化、人文与科学等理论问题做了深层次的探讨,不少见解至今仍熠熠生辉,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第一,应正确处理好基础教育与升学教育的关系。钱穆针对当时中学教育过分重视文化知识传授,中学生课业负担沉重,一味追求升学教育的弊端,对中学教育体制下培养的缺乏“少年英锐之气”、“非老成即颓废”的“书生”提出了批评,主张中学教育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目标。他重视基础教育,力求给学生的多元成才提供健康的体魄和充足的知识、能力、素质准备。时下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几乎人人皆知,但几乎每所中学都在违反教育规律,中学生不堪课业重负,自杀现象屡有发生。在国家提倡教育中小学改革的呼声下,钱穆的中等教育观对当前的教育改革启示很大。第二,应正确处理好教育的相对独立与现实服务之间的关系。教育为社会服务是不争的事实,但教育改革应依据教育本身的规律。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教育改革始终坚持“教育救国”的主旋律,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意识和为现实服务的“实利主义”色彩十分浓厚,中学生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十分严重。教育的目的是“人才教育”,人才应是多元化的,为解决中学生就业与升学问题,建议多设各项补习学校、职业学校、专修学校与普通中学并行,他的这些主张对时下社会应该为多元成才创造更宽阔的空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第三,应正确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教育改革必然要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模式,但现代化不是“西化”。中国拥有优秀独特的传统文化,钱穆主张加强中学生的“文化教育”,中学教育应当加入使学生了解本国文化及民族性的特质的内容。因为要做世界人,非先从本国人做起不可。而民国30多年的教育,中学生常有将康德、卢梭等置于口头,而不知王阳明、颜习齐是谁。
这样的教育对当今许多中学生英语流畅而古汉语句读不分的现象触动很大。第四,应正确处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钱穆提出加强国史教育,培育民族精神,在当时主要是为了抗战时爱国主义宣传的需要。全球化时代并不代表世界所有国家建立了事实上的平等关系。全球化网络化下的中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关键阶段,价值取向多元化,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意识,铸就中国的“脊梁”,避免民族偏见是十分必要的。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极大的“温情”和“敬意”,反对“疑古”所带来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或否定,他的中等教育观正体现了他的文化观,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言,“教育即文化之一部分,今既剿截数千年传统文化,只许就目前当今以为教,是则教育脱离文化而成为无文化之教育,故其教育之收效也特难”[7]62。钱穆的教育理念正反映了他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他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当时中国一味“抄袭”美国教育经验的“实利主义”和“模仿主义”。他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主张学生体能和智能的全面发展;他提倡“文化教育”和“人才教育”,主张中学生诵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提倡“国史”教育,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担当起以文化复兴来振兴民族、建设国家的重任。教育关乎国计民生,如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将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的教育优势互补,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整合过程,任重而道远。#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