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政治学家奥罗姆曾说过,“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1]这一将特定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传播至社会成员的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是中西方两种政治社会化的手段。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社会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的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2];而公民教育是社会通过培养使公民成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权责主体,成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有效成员的过程。两者与公民的政治生活相勾连,传递着社会成员必须遵从的价值观念,充当了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社会迅速发展,公民社会逐步发育的背景下,伴随着人们对国内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注以及西方公民教育理论的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被提上讨论日程。理论界存在一种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呼声。
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身份“从‘革命者’到‘公民’的目标转换,意味着传统的政治教育必将被现代化公民教育所融合”,“作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政治社会化’途径———传统的政治教育的当展就必然要向着‘公民教育’转化。”[3]“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为公民教育服务,要实现向公民教育的延伸和转轨,这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趋向”[4]公民教育应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定位,”[5]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角”[6],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目标转向”[7]、“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取向”[8]。
这些论点立足于社会发展和时代变化,瞄准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主张用公民教育的相关理论和具体做法来修正思想政治教育,进而认为公民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未来形态,应当用公民教育理论来替代国内的思想政治教育。
(笔者称此类观点为公民教育替代论,下文简称“替代论”)国内持此类看法的人不在少数,既有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者,也有研究公民教育的学者。“替代论”的论证思路大抵如下: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缺陷,尤其是即将来临的公民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种种挑战,指出国外公民教育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优越性,得出以公民教育之利诊治思想政治教育之弊进而将其取代的结论。应当说,“替代论”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变迁结合起来,直面思想政治教育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升寻因求策,体现出强烈现实关切。
然而,如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最终归宿定论为公民教育,主张采用西方的公民教育来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则需要理性地加以审视。“替代论”之所以需要引起重视,一是它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走向。面对急剧的社会变化,尤其是即将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正在经历着一场包含思维、主题、目标、内容、载体和方法等在内的整体形态的现代转型[9]。但这种转型的最终结果是不是公民教育是一个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二是它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立性问题。按照“替代论”的看法,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与功能上存在相同之处,况且,公民教育的方式优于思想政治教育,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既起到现实作用,又能保证实际效果。然而,如果“替代论”成立,公民教育能够在往后的社会发展中代替思想政治教育的话,那无异于取消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立性。这对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无疑置思想政治教育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交互性的问题,它不仅涉及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和评价,也涉及我们如何认清西方的公民教育。无论“替代论”是否成立,它都是一个亟须厘清的紧迫课题,值得我们思索。
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旨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作为研究方法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通过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解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看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也是如此)都是一定社会中的存在,与社会是紧密相关的。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方式、发展都是由社会所规约的,社会的发展引发它们的变化。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意识的塑造培养合格的成员,进而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一样,并非是孤立的、抽离的,而是一定社会的产物,它们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依托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决定着公民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脱离了社会(社会结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抽象地谈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对于“替代论”合理与否的辨别,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无疑是一个合理、可行的视角。
西方的公民教育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以及现代社会三个阶段,但真正地开展公民教育的阶段只存在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及现代社会。在神学一统天下的中世纪里,无论是政治学说还是政治实践都处于低迷甚至消失的状态,人们对于政治生活表现出疏远和冷漠,尘世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上帝取得一致。而在另外两个时期,公民教育都得到了有效的开展。古希腊开展的是一种注重实践和个人自由的公民教育,而古罗马采用的是一种培养社会成员务实的共和精神、权利义务观念以及坚韧质朴品德的公民教育。现代公民教育是现代社会产生之后的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不断完成之后形成的,它的产生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并与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步。
西方的公民教育之所以出现在这两个时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公民教育是对公民开展的教育,其前提是公民的存在。而公民的形成需要公共的社会空间。公民研究的相关理论几乎达成共识,公民资格或条件与公共的社会领域是相伴的,只有进入公共生活,参与公共社会活动的成员才有可能称得上是公民。公民教育也就是要培养社会成员获得参与社会公共领域所必须具备的权利义务观念、公共精神、志愿精神、道德品质等等。古希腊罗马时期又称城邦时代,它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为创造发达的公共生活提供了社会条件。宗教性公共空间(如神庙、圣殿、公共墓地),市政性公共空间(如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公民大会会场、法庭),文化性公共空间(如露天剧场、体育馆、运动场、摔跤场),在培养公民意识、造就公民资格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发育以及现代公民的出现都为公民教育的出现创造了条件。从社会背景看,现代公民教育与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是分不开的。传统同质化、整体性社会结构日益走向碎裂化、异质化,独立于国家的公共社会领域被分化了出来。公民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所必须具备的品质。而正是在这样的公共领域里,现代公民教育才获得了萌生的可能性,公民教育必须依凭社会的公共领域。#p#分页标题#e#
实际上,公民教育旨在培养合格的公民,而“‘公民’主要相对的是‘私民’”[10],对“公民”和“私民”的辨识与其依凭的社会结构是分不开的。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国家、社会、个人完全归为一致,三者的声音与行为往往都是一致的。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语境下,只有“臣民”、“草民”、“刁民”,并不存在“公民”。这是由于传统社会结构中并不存在一个形塑社会成员独立人格的公共领域。与之不同,在古希腊罗马社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缘为那里的人们带来了充足的公共生活[11],人们自出生始就参与政治生活,成为最初一批公民,公民教育也就发端于斯。而近代公民教育的出场与现代社会的转型是分不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塑造了具有个体意识的社会成员,城市自治运动、宗教改革等社会运动都加速了现代社会的分化,锻造了公共的社会空间和现代公民。公民教育发展史可以证实,凡是公民教育低迷的时期也是社会公共领域萎缩的时期,譬如,传统中国社会以及中世纪的欧洲。而公民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公共领域相对成熟的时期。
如果说西方的公民教育是建立在社会自主、充分发育的社会结构之上,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从一开始便带有很强烈的国家单向主导的色彩,而不过于依赖社会空间的支持。广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是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之后的产物,是一定的阶级、集团对其社会成员施加思想观念影响的活动,比如,传统中国政治教化活动。在传统社会中,社会与国家融为一体,社会的声音与国家的声音是协调的,即便不存在独立的社会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的主导下依然能够有效地实现政治思想观念的传输。
近代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一种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在名称上有“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政治教育工作”、“政治宣传工作”等。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培育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开始采取的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宣传,社会公共空间的发育如何并不影响它的开展。与公民教育相比,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是在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由国家主导,重视灌输、强调宣传,通过制度化、体制化的构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有效化与长效化,这与公民教育必须依存公共领域是不同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转型,加之中国公民社会的逐步发育,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内容、方式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上,较之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自现代以来,西方社会结构呈现出的是“国家———社会”的模式,从而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可能和必要。因为一定意义上,公民教育“是一种协调公民与国家、公民与政府、公民与社会、公民之间相互关系的教育,其宗旨在于实现公民的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夯实公民作为国家基石的根基。”[12]西方公民教育能够有效地完成政治社会化,成为沟通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纽带。现代社会异质化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出现的公共的社会领域正是萌生公民教育的母体,充满公共性的公民社会将成为公民教育有效开展的场所。
所以,西方的公民教育本身不存在遭遇公民社会的问题。但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情况则不同。就社会发育的程度来说,我国要比西方社会慢上一个节拍,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存在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
由于公民教育契合了现代社会的结构,能够解决现代社会尤其是公民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化问题,似乎它就能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以后发展的趋向。
其实不然,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需要与当前的社会结构紧密契合。当前,我国的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典型的现代社会结构虽初见端倪,但并未完全成型。公民社会虽说正在充分发育,但却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不成熟,而且带有政府主导的色彩。西方现代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我国的社会转型也仅仅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公共的社会领域还处于起始阶段,亟待进一步的发育和完善。可以说,当前中国还未形成完整接纳公民教育的社会结构。与西方公民教育建立在“国家———社会”二分的社会结构之上,并完全地依凭社会公共空间不同,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有很强的国家主义的色彩,一切由政府主导,通过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自上而下式”的实施实现其目的。
随着现代社会的逐步发展,一种“大社会小政府”的态势似乎逐渐形成,全球公民社会的成长似乎使国家主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公民教育。理论界盛行着一种“国家消失论”的看法,即认为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来临,公民社会中的多元政治主体将取代国家。其实,国家与公民社会相互作用,它在某些方面发挥着公民社会不可替代的作用。福克斯曾说“如果政治行为能被理解,国家中心论观点必须得到承认”,“正是国家,而不是其他机构,能集中一些权力资源去影响公民行为、塑造政治议程和改变公民社会行为的背景。国家不仅能够集中军事力量,而且也具备相当强的交流能力和经济能力。国家最有能力运用最有效的权力的方式,如力量、操控,特别是权威。”[13]国家在政治生活中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必将成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稳定在“国强民弱”的格局,国家在许多事情上仍旧处于主导的位置。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发育不充分、公民社会不成熟以及国家占主导的社会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社会化手段。
以上分析表明,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两种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产物,依凭不同的社会结构。
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公民,它的出场依凭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而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带有国家主导的色彩,我国当下社会结构现状决定着由国家推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旧发挥着重要社会作用,公民教育无法取代思想政治教育。
#p#分页标题#e# 三上文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决定了公民教育不能替代思想政治教育,但这并非意味着两者水火不容,毫不相干。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都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在内容上都涵纳了一定社会成员必须接受的政治教育,且都发挥着将政治思想观念传播到社会成员的功能。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比较,公民教育具有内容上的宽泛性,教育对象上的广泛性、明显的层次性,方法上的隐蔽性以及效果上的渗透性[14]。“替代论”着眼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但抹杀了它们的区别,尤其是两者所依赖的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现代社会变化以及公民社会的出现,凸显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给人们的感觉像是公民教育的春天就要来临,其他的相关教育(如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思想教育等)都需要纳入至公民教育的麾下。
其实,西方公民教育并非十全十美,它还至少存在如下问题:一是难以解决人们价值观念混乱与虚无的问题。现代公民教育所依托的公民社会本身就并非完美,其中的人民往往是一群“乌合之众”(勒庞语),个人往往是“一袋散落的马铃薯”(马克思语)。
查尔斯·泰勒将现代社会的困境概括为:个人主义、工具主义以及柔性专制主义[15],而这也正是公民社会存在的隐忧。“市民社会的文化是一种高扬个体主体性的文化,它所努力创造的是一个表现个人的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观念世界。”[16]在价值观领域,公民社会中公民的个人主义极易滑向价值虚无主义。公民教育并不能完满地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其主要宣扬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自由、民主、法制等价值观确定为公民教育的基本内容,然而,公民教育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对公民教育的具体认识是不一样的,对个人、社会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认识也是不同的。对于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中的个人主义乃至价值虚无主义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理解,因此,无法消弭西方价值观中出现的这些混乱和不良现象。二是缺乏政府对价值观的引导。公民教育的主体一般是多元的,包括学校、各种社会组织、团体,所以,当面对公民社会呈现的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景状,亟须统一的政治主体运用一种共识性的价值观念进行社会整合从而避免社会因缺乏精神纽带走向崩溃时,政府无疑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较之公民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政府的有力引导能够有效地避免教育活动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从而提升人们价值观的辨别力和判断力。所以,公民教育还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通过政府的推动、引导,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化。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由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革命年代,肩负着革命的历史任务,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使得它在实践中背负“恶名”。人们一想到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将它与“政治”、“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灌输”等联系起来,似乎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自说自话。“”时期,由于对阶级斗争的过分强调,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被人为地放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人们对它的误解。其实,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具有政治性,也具有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同时也是一项社会活动,“社会系统的特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都会有体现。”[17]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一定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是它存在的母体。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要素也总是由社会系统所规定的,其产生、发展总是依赖于社会的变化。其实,政治性和社会性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完满理解。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政治性的强调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在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同社会之间的联系,使其不断地走向社会进而提升实践效果。
“替代论”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抓住了思想政治教育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由上论析可知,这些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自我们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替代论”在此只注意到公民教育方式的优越性,没有注意到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社会性属性,借鉴公民教育的某些方式也就是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过程。正因如此,公民教育的一些实施手段可以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所接纳。“西欧思想政治教育中有许多值得借鉴和批判吸收的地方。如重视隐性教育、渗透性教育、柔性灌输的方式,重视教育对象个性,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人学视角研究、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启示和借鉴。”[18]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借鉴公民教育的个性化、社会化、隐性化开展手段不仅必要也是可行的。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一方面,西方公民教育所依凭的公共性社会场域以及公民社会将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面对的社会环境。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做法。比如,通过发动社会志愿组织的力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社会化、个性化和隐性化的方式等等。另一方面,西方公民教育也存在弊端,出现的一些如工具理性、个人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等问题,有必要吸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教育内容和方式。比如,增加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的成分以及注入国家干预的元素等。
实际上,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公民教育都应当是一种开放的教育体系,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在两者任务、内容、方式等变化上,也包括彼此之间的相互借鉴。事实上,西方的公民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经历了不断拓展的过程。比如,在教育内容上,“和平教育,自由、平等、人权等人道主义教育,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色情、反吸毒、反暴力、反艾滋病教育以及国际理解教育、生态环境教育、消费教育等,也成为其中的重要项目。”[19]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经历着不断发展的历程。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形态向科学知识发展,思维方式向系统思维发展,工作职能向合理定位发展,工作中心向人与社会统一发展,核心教育内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活动方式向多种方式并用发展,体制向多元整合发展[20]。因此,两者都需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既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不断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又需要彼此之间在教育内容、方式上相互借鉴,而非用一方替代另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