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人们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途径,也是提高民族竞争力的一种手段。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华人、印度人为了提高本族的竞争力和争取更多的权利,都非常重视受教育的权利。但是,强势民族利用手中的特权,使受教育权利的天平不断向自身倾斜,而弱势民族则不断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独立后的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不断争取受教育权利的历史。以前,马来西亚政府规定公立大学录取新生采取固打制,并且在奖学金发放和校舍建设方面实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这种在国家支持下的民族不平等制度在进入新世纪后发生了转变。2001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宣布公立大学录取新生采用以成绩为标准的绩效制,从2002年5月正式开始实施。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要实施绩效制?这是否标志着马来人优先政策的终结?对华人受教育权利而言是机遇还是挑战?本文试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分析这一制度的转变,了解这一制度转变的深层含义及其对华人受教育权利的影响。
一、固打制的实施及其对马来西亚社会发展的影响
“固打”是从英文单词quota音译而来的,根据《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quota的含义是“定额;限额;配额”。①这个词用在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中,意指大学录取新生时并不完全以考生成绩为标准,而是在特定民族优先的基础上再按成绩高低录取。按照固打制,马来人在大学录取新生时占有极大的优势。这种固打制不仅反映在大学录取新生方面,而且存在于马来西亚社会的各个方面。固打制是马来人巩固其优势地位,从而压制其他民族发展的重要手段。
马来西亚教育制度上的固打制是其新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重组。那么这种社会重组是为达到一种公平的绩效抑或是为实现某一民族的优先权呢?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其著作《勇往直前》中论述了这种社会重组的设想,认为社会重组是为了“公正和合理”,其理由是土著如果要在马来西亚获取公正,则“他们不但必须具备资金和机会,而且还要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专门技能”;要重新分配经济这块“蛋糕”,必须首先照顾到土著的利益,“因为他们还很弱小,在经济上所占份额只有目前的2.4%,其受教育程度也低,还没有形成一种竞争的文化,因此我们应该优先照顾土著的利益”。这种照顾是建立在培养土著竞争力基础上的优先,其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的公平与合理,如果一个国家的民族发展不平衡,将会引发社会的动乱,因此扶持一个弱势民族是马来西亚政府的首选。①其意思是其他民族必须认可马来人的优先发展权,如果马来人没有在经济这块“蛋糕”中获得利益平衡,必然激发马来人对非马来人的愤恨,由此引发的民族冲突的主要责任就在于非马来人。这种充满民族主义和威权色彩的论述,使马来西亚政府为推行马来人优先政策找到了理论根据———“因为他们还很弱小”。
庄礼伟教授在其专著《亚洲的高度》中对马来西亚政府推行的民族优先制度进行了深刻的评述:“所谓社会重组,就是要把殖民时代的以外国(主要是英国)、外族(主要是华族)控制经济的状况扭转过来,提升马来人在国家经济中所占份额。特别地,要培养一个马来人的中产阶级,以巩固马来精英集团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领导地位。”②这种民族之间的两极分化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化。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资料研究中心编写的《马来西亚种族两极化之根源》认为:“毫无疑问,形成马来西亚社会两极化的原因之一,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经济活动、政治权利、教育机会、房屋需求、文化政策等等,都弥漫着土著与非土著的两分法。”③马来西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多个方面全面扶持土著发展。经过三十年的发展,马来西亚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马来西亚优先培养土著子弟,是建立在剥夺他族受教育机会的基础上实现的,因此马来人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了飞速发展,从而培养了一群实力雄厚的中产阶级人士。阿布都·拉赫曼·恩伯格在其专著《国家主导的现代化与新马来西亚中产阶级》中提出,新马来西亚中产阶级的出现,其主要动因在于国家的主导,而教育政策中的优先权是形成新马来中产阶级的强大动力。“教育程度是导致社会阶层变动的主要通道和社会阶层分类的主要指标。”④根据马来西亚官方统计,1970—2000年期间,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人数上升,农业人口比例下降,中产阶层族属比例向马来人占优势的方向发展。具体表现为:管理、专业技术、行政人员总数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1970年的5.9%上升到2000年的15.2%,公司职员、营业员等服务人员所占比重从1970年的21.9%上升到2000年的33.9%,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由1970年的44.8%下降到2000年的16.7%。在民族结构上,以管理、专业技术、行政人员所占比重为例,马来人由1970年的4.9%上升到2000年的16.7%,华人由1970年的7.1%上升到2000年的17.1%,印度人由1970年的6.1%上升到2000年的8.2%,其中马来人所占比重上升的速度最快;从管理、专业技术和行政人员的绝对数量来看,马来人由1970年的7556人上升到2000年的135900人,为18倍;华人由1970年的19721人上升到2000年的197400人,为10倍;印度人由1970年的4076人上升到2000年的39300人,为10倍。①伴随着马来人中产阶级的强大,马来人在经济方面的优势也不断凸现。政府在政策上加大了对马来人的扶持力度。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要把马来人在经济上所拥有的份额由1970年的2.4%提升到2000年的30%。到2000年,马来人所占国家经济份额虽然没有达到30%的目标,但已超过20%,而华人经济发展则相对受到了遏制。
这种在政府全面干预下的单一民族优势发展,是一种纯粹的民族利己主义表现。庄礼伟教授认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目标应该是最终让国家弱化,不过对现实中的马来西亚政府而言,国家很像是一个有自身利益偏好的巨兽,并在不断膨胀之中。国家往往以为了全社会为旗帜全面干预社会,表现出近乎全能的姿态,它把利益上的种种偏好隐蔽在‘发展的代价’、‘全局利益’等动听的言词后面。”②二、马来西亚政府对公立大学新生录取实行绩效制的原因2001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教育改革的措施,决定公立大学新生录取由固打制改为绩效制,马来西亚各界对此都持观望的态度,认为马来人不可能放弃实施了三十年的固打制。2002年5月公立大学新生录取工作正式开始,马来西亚教育部宣布施行以成绩为录取标准,至此固打制成为“明日黄花”,而绩效制成为公立大学录取新生的标准。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要推行按绩效制录取公立大学新生,并且不断开放大学奖学金发放的范围?这是不是马来人自动放弃其特权,而迎来各民族平等发展的机遇呢?2001年1月巫统(即“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的简称)青年团与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还提到双方同意搁置的七项议题中包括废除“种族固打制”,为什么一年之后马来西亚政府就表示放弃这种特权?笔者认为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p#分页标题#e#
1.马来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三十年后,已经成长为有竞争力的民族,在没有国家优待政策的前提下可以同其他民族竞争发展。
马来西亚从1970年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在国家主导下采取优先发展土著的政策,从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全面加强马来人的发展。到新世纪来临时,马来人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民族。从2000年马来西亚的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绝对数量看,马来人已经达到135900人,与华人中同类人员的数量差距已不是很大。马来人中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所占比重的增长是马来西亚三大民族中最快的,由1970年的0.5%上升到2000年的3%,增长了5倍;华人中同类人员所占比重由1970年的1.9%增长到2000年的7.5%,增长了2.9倍;印度人中同类人员所占比重则只增长了1.4%。③1997年,马来西亚全国人口总数为2019.6万人,其中,马来人为1252.4万人,占总人口的62.01%;华人为544.5万人,占26.96%;印度人为152.1万人,占总人口的7.53%。①随着马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其中产阶级队伍较其他民族有了更大发展,马来人已经成为马来西亚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经济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显而易见的,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末期,一个有本领的土著商业行政人员的主体已经建立起来,他们已开始体会到新经济政策所给予的机会而接受挑战,新生一代的企业家不仅充满自信和才干,他们比较喜欢拥有及管理本身的企业,他们涉及的主要领域是电讯、金融和制造业。”②
2.在全球化竞争下,马来西亚政府认识到优先权已经成为马来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政府的一条“拐杖”,必须使其及早丢掉“拐杖”,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马哈蒂尔总理在2002年6月召开的巫统大会上提出破除“拐杖”的观念。他认为:“如果我们一直使用拐杖,那意味着我们是软弱无力的。”③马来西亚各大报刊也对此发表评论。
《南洋商报》2002年6月17日的评论指出,依赖“拐杖”导致(马来人)被看轻,马来人特权非荣誉。④6月21日的《南洋商报》评论版发表叶景华的文章,他认为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巫统开始带领马来人进行思想革命,以确保马来人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能自强自立,面对竞争和挑战。⑤2002年6月22日《南洋商报》第四版的评论又指出,各种迹象表明,马哈蒂尔希望以本届巫统大会作为一个转折点,力图扭转马来人满足现状、一味依赖政府力量以弥补弱势、求取生存的弊端。⑥副总理巴达维在评价绩效制时说,绩效制是为更强大的民族做准备,马来人应该有能力自立,成为冲破全球化波涛的自强民族。⑦因此,实施绩效制也可以看做马来西亚政府迎接全球化挑战的对策。
3.在马来西亚政府大力加强投资环境建设的同时,人才的缺乏成为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瓶颈。固打制不利于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因此,实行以能力和学习成绩为大学新生录取标准的绩效制是解决高素质人才缺乏的重要途径。
1996年8月1日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建设计划,其目的在于利用信息时代赋予人类的新型工具来发展自己的国家。廖小健教授认为,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是马来西亚政府改善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消除经济建设中的瓶颈,推动经济繁荣,实现科技立国和产业升级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也是促进经济转型,提高马来西亚的竞争力,实现马来西亚的“2020年宏愿”,跻身中等发达国家的长远规划之一。⑧这一项规模宏大的计划有其实现的现实基础,但人才的缺乏却是其发展的瓶颈。王小敏认为,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建设计划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劣势,一是缺乏著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二是高科技人才匮乏,三是缺乏先进技术,四是缺乏资金,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才的缺乏。⑨据统计,1990年马来西亚的注册工程师仅20166名,只占人口总数的0.11%,远远低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水平。○10实行以固打制为手段的大学新生录取方法,将导致一些优秀人才难以进入本国的公立大学。以往,每年都有一些华人优秀子弟难以进入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有些华人被迫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上大学。潘懋元在其所著《东南亚教育》中的《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一章里介绍了马来西亚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1975年国内高等学校学生为31529人,国外留学人员为15427人;1978年国内高等学校学生为5万人,国外留学人数为2万人;在国外留学的人中有70%以上是自费留学的华人和印度人学生,他们在马来西亚国内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只好到国外留学,其余的多数是得到政府或半官方机构资助的马来人学生。①这些到国外留学的华人和印度人学生学成之后,对国内不平等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已经感到绝望,他们一般都在留学国谋求工作,在异国发展,这导致马来西亚人才的严重流失。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实施绩效制也是就其所面临的“人才荒”而采取的对策。
4.马来西亚政府提出“2020年宏愿”,以实现民族融合、全民族共同发展的马来西亚社会,因此,实行以绩效制录取大学新生也是其加强民族团结的一大举措。
马来西亚政府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认识到,民族融合是加强国家实力的砥柱,而民族分裂将导致国家实力的削减。因此,马来西亚政府不断加强民族融合,希望以“2020年宏愿”为目标,实现全民族的共同发展。1995年马来西亚教育部提出“宏愿学校”计划。2000年7月马哈蒂尔总理宣布建立宏愿小学,要求三大源流学校建在同一校园内,以消除文化差异,并加强和谐共处的信念。华人社会担心此举会导致华人学校“变质”,因此极力反对。但马来西亚政府逐渐认识到,在全球化过程中,民族融合是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前提。2002年9月5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有一篇专访副总理巴达维的文章,巴达维认为:“我们将让马来西亚人民自己决定选择什么道路,我相信大多数马来西亚人将继续坚持宽容、多元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歪曲伊斯兰教义,建立一个偏狭的、教条的、政治动员的社会。”②如果马来西亚政府继续实施民族优先政策,必然会引发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这与民族融合是背道而驰的,也不利于民族的共同发展,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绩效制这一举措也是为了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与互信。
5.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以绩效制录取大学新生,也是巫统为了在全国大选中赢得各族支持、继续执政而采取的措施。
巫统作为马来西亚的执政党,在新世纪面临反对党的不断挑战。近年来,巫统不断失去马来人的支持,在1999年的大选中巫统只获得马来人选票的47%,而反对党则获得马来人选票的50%;在25个马来人选民比例超过90%的选区中,联合执政的国民阵线(以下简称“国阵”)仅在其中4个选区赢得胜利,而反对党联盟替代阵线(以下简称“替阵”)则在另外21个选区赢得胜利,巫统作为马来人的代言人和保护者的政治地位已开始动摇。③“替阵”在争取马来人支持的同时,也向华人伸出了橄榄枝,不断宣扬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以宽松的态度对待华人文化教育,因此,1999年大选之后,“替阵”成为马来西亚一个较为稳定的反对党,这对作为执政党的“国阵”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国阵”为了迎接挑战,对华人的政治势力刮目相看,把争取华人的支持作为挽救危机的一种措施,在多个方面对华人施行了比较宽松的政策,在文教、社会、经济等政策上能反映华人的要求,希望在2004年的全国大选中能取得华人的更多支持,赢得大选的胜利。#p#分页标题#e#
三、绩效制实施以后社会各界的反应
2002年5月,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新生录取工作陆续展开。教育部于5月9日公布了首次按照绩效制标准录取大学新生的情况。《南洋商报》于5月10日在头版刊登了这次大学录取的各族学生的人数情况,并评价说:公立大学首次放弃固打制,纯粹以绩效制度录取新生,土著学生整体人数虽远远超越非土著,但华人学生的平均被录取率仍较高,以马来西亚高级教育文凭、预科班文凭申请上大学的华人学生被录取率达64.26%,而马来人学生、印度人学生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48.1%和38.63%。①但从马来西亚公立大学录取新生的总量来看,情况则不容乐观。公立大学新学年录取新生32752人,其中:土著学生为22557人,占68.9%;华人学生为8665人,占26.4%;印度人学生为1530人,占4.7%。②土著学生人数占2/3强,而非土著学生只占1/3弱,还远远达不到1980年规定的固打制标准(即55∶45),由此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有的媒体在解释马来人学生被录取人数远远超过非马来人学生的原因时认为:一是马来人学生发奋图强,学习成绩大为提高,因此当马来西亚公立大学采用绩效制录取大学新生时,马来人学生被录取的人数大增;二是以大马高级教育文凭申请上大学的非土著学生人数较少。③这两个理由似乎都站不住脚。
总理的讲话一出,马来人学生的成绩马上就能上一个大台阶?为什么以大马高级教育文凭申请上大学的非土著学生人数较少?这是因为马来人学生都以大马高级教育文凭申请上大学,而其他民族的学生则由于种种原因采用其他成绩申请上大学,为何单单要照顾马来人学生的利益?种种疑问激起各种争论。华人学校董教总主席郭全强说,被录取的非土著学生比率远低于过去的固打制标准(45%),引起华人社会的关注,同时对考生遴选程序标准产生怀疑。④董教总总务陈宝武对于非土著学生被录取人数远低于土著学生的现象并不惊奇,认为这是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政策性偏差所导致,大部分非土著学生选择报读私立大学或到海外深造,这是因为每年重演的公立大学录取的优秀新生未能如愿修读心仪专业的问题,严重打击了他们对于公立大学制度的信心。而私立学院协会主席达哈博士则认为,这反映了马来西亚各族人口增减趋势,土著人口占63%,华人占26%,印度人占8%,同时华人学生有外国学位较本国学位吃香的心态。⑤2002年5月19日出版的《南洋商报》“看透时事”专栏发表的文章认为还是固打制好,“行固打制,非土著已经够惨,想不到固打制一废,非土著落得加倍凄惨,诚如印裔三美维鲁承认,技不如人,但求保得不多的权益,还是刀柄在人手中,花招那么多,不如放低姿态,谁有气力对每条张良计反个不停?”⑥而印度人政党国民大会党则赞成固打制结合绩效制,增收印度人大学生。马来西亚政府申明这次大学新生录取完全采用绩效制,马哈蒂尔总理否认制度被操纵,教育部一再申明录取的公平和公正。
四、绩效制的实施对马来西亚华人争取受教育权利的影响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绩效制录取公立大学新生,在华人社会的反响极其强烈。有些人认为政府采取绩效制录取公立大学新生,并不会放弃马来人的特权,在以绩效制录取公立大学新生的背后存在着“猫腻”,不然怎么会有马来人学生高达68.9%的被录取率?有些人则认为绩效制对华人争取受教育权利是一个机遇,这次华人申请上大学的高成功率可以作为例证,华人这次被录取人数的绝对数量虽然较低,但也有某些客观因素存在,如有的人担心政府在操作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继续出现优秀学生被拒之门外的情形,因此没有报考公立大学;有的人更偏好私立大学,认为以英语教学可以培养自身的竞争力,也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专业,因此绩效制实施以后华人学生的竞争力会不断凸现。笔者赞同第二种看法,认为绩效制的实施对华人学生争取受教育权利是一个机遇,其原因如下:1.马来西亚政府如一以贯之地实施绩效制录取大学新生,并且在录取工作中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则会吸引更多的华人学生报考公立大学,特别对那些家境较为贫寒的华人子弟来说,公立大学更具有吸引力。公立大学的收费较私立大学低廉,这对于较为贫困的华人子弟来说具有较大的诱惑力。现在实行绩效制,他们只要认真学习,就能以高分进入公立大学;而以前实行的固打制是按照民族配额收取学生,家境较为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华人子弟不一定能进大学,这对他们的信心是一个打击,也加剧了贫富之间的两极分化。而且公立大学的教学质量也有所保证,国家大力加强教育投入,公立大学的教育设施远比私立大学要好,而且师资力量也强。目前马来西亚全国有9所私立大学、712家私立学院,其教学人员的学历水平为:博士362名,占全部教学人员的4.05%;硕士2289名,占25.65%;学士或更低学历者占70.30%。①有些私立大学以金钱为重,办学质量受到怀疑,政府甚至取消了一些私立大学的办学资格。而且私立大学的毕业文凭远没有公立大学的过硬,这也是吸引华人学生报考公立大学的原因。
2.马来西亚政府于2002年对以大马高级教育文凭申请上公立大学的人给予优惠,使马来人学生在这次大学新生录取中得到实惠。对于2002年公立大学新生录取中马来人占多数的原因,政府的解释是许多非土著学生没有以大马高级教育文凭申请上公立大学。那么,这种规则一旦定下来,非土著学生就同土著学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今后必然会有更多的非土著学生以大马高级教育文凭申请上大学,游戏规则不可能永远只有利于马来人学生,马来人学生的优势应该不会继续存在。
3.2002年公立大学录取新生首次采用绩效制,政府认真对待这次录取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显示出其推行绩效制的决心,同时华人社会的政治力量也会推动绩效制向公正和合理的方向迈进。2002年大学录取新生首次采用绩效制,所设定的一些标准差强人意,但政府还是尽力予以解释,并多次申明录取的公正性,这显示了政府推行绩效制的决心。马哈蒂尔总理也一再强调继续实行绩效制,不会中途变卦。如果政府继续采用绩效制,并且一些不公正的行为能够得到纠正,那么对华人学生以成绩申请上大学是有好处的。而且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也具有以政治力量推动华人权利的历史传统,马来西亚华人祝家华在《从呐喊、彷徨到反叛:平等的梦魇》一文中写道,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就是不断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史。②同时,马来西亚执政党也需要借助华人的力量,因此,华人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应该能够得到保障。
五、未来的展望
从马来西亚首次按绩效制录取大学新生的情况来看,应该说马来人对放弃自己的特权不会马上适应;2002年马来人学生在公立大学录取新生中大获全胜,也说明马来人学生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但这次公立大学录取新生的标准还是有利于马来人学生,而不利于非马来人学生。今后马来西亚公立大学录取的新生中如果非马来人比例上升,超过实行固打制时的比例,会不会有更多的马来人大叫暂停?华人大学生总人数日渐减少,也暴露了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增长率较低的问题,华人人口减少,会不会削减华人参政的力量?会不会削减华人的教育实力和经济实力?有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些华人组织还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鼓励华人多生小孩,甚至编成顺口溜:“一个小孩还很少,两个小孩不足够,三个小孩太单调,四个小孩有奖金,五个小孩还可以,六个小孩最理想。”①广肇联总(马来西亚华人的地域性组织)还向15对华人夫妇颁发了生育奖励金。②但多生孩子可能会降低小孩受教育的质量,民族的前进又是依靠教育水平的提高作为后盾的,如何使二者平衡也是马来西亚华人面临的问题。#p#分页标题#e#
马来西亚政府从2002年开始以绩效制代替固打制录取学生,虽然在首次运作中出现种种弊端,但总的趋势应该是朝着公正与合理的方向迈进,应该说是社会的一大进步。笔者认为,它有利于马来西亚各民族的团结,也有利于提高马来西亚各民族的竞争力。
